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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文章(可能有其他少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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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取八九教训?
·四五运动的前奏——南京事件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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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主事业的基本原则


徐水良


2007-6-15日


   前二天国凯先生发来他的稿件并希望写个按语。我支持国凯等纽约朋友的原则立场。义不容辞。
   中国的民主事业和民主运动是为全体中国人谋利益的事业和运动。当然应该关心全体中国人,为维护他们的权利而奋斗。这中间,当然应该特别关心和帮助受中共迫害的难民。但这种帮助,应该是合法的,符合西方民主法律的,非赢利的,公益性的,光明正大的。也就是说,应该是符合民主事业的基本原则的。
   但这里的问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臭名昭著的流氓和骗子,也打出帮助难民办政治庇护的招牌,大搞诈骗犯罪活动。他们一骗美国和西方民主政府,二骗中国新移民,三骗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反对派人士,四骗海内外中国人,以非法营利为目的,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从而大大败坏了中国民主事业和反对派在西方世界和海内外华人中的声誉。
   反对派内部的少数人,为这些非法活动张目。甚至闭着眼睛支持某些臭名昭著的流氓骗子,与他们同流合污,为他们的非法活动作宣传作辩护,把民主事业必须坚持某些基本原则,说成是幼稚病,鼓励和支持诈骗分子的非法犯罪活动。坚持和鼓吹多少年来,已经由实践证明,早已破产的那种企图以非法的移民活动,以弄虚作假的“政治庇护”,来壮大民运和反对派队伍的错误策略。
   有少数人还为此从这些非法分子那里取得不正当利益。
   这些人的做法,说好听一点是是非不分,说难听一点,是颠倒黑白,坚持败坏中国民主事业。
   二十多年来,那些以弄虚作假的“政治庇护”来谋取个人私利的人,千方百计把他们的非法活动说成是为了民主事业。但实际上,二十多年来,他们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办成的几十万以上的“政治庇护”者,其中光是在美国,每年一万计划生育,再加其他政治庇护,再加十来万六四绿卡,总数就达几十万,但其中,除了少数真正的反对派人士,有几个留下来“搞民运”?而中国的反对派人士,他们留下来搞民运,与这种欺诈性“政治庇护”,没有任何关系。
   相反,这种欺诈性做法,二十多年来,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民主运动和反对派活动,其利益和伤害根本不成比例。现在为这些做法辩护的人,闭眼不看这种实践结果,重拾他们二十多年来的陈词滥调,并且把民主事业必须坚持的某些原则,说成是幼稚病,这里究竟还有几分说服力?
   二十多年来,中国反对派力量起起伏伏的教训,民运力量没有壮大相反却缩小的教训,根本不是因为不支持这种欺诈性的非法移民活动,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共地下势力和反对派不良分子,大大败坏了反对派的名声,其中包括大搞这种欺诈性的非法移民活动。
   因此,中国民主力量要发展壮大,首要的问题就是要重建自己的形象和队伍,而不是相反,去与那些非法活动同流合污!
   今年纽约的民运朋友纪念六四,终于击败了这种陈词滥调,把前二年笼罩在六四纪念活动上的某些乌烟瘴气,扫地清除。使前二年因为这种乌烟瘴气,不得不拒绝参加的不少知名民运和反对派人士,包括笔者和严家其先生等等,今年得以重新参加,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坚决支持纽约朋友的原则立场。任何人再要顽固坚持和重新拣起二十多年来的陈词滥调,逆转正邪分离,清浊分离的必然潮流,恐怕不会有什么市场。

希望薛伟先生对民运的批评恰如其分些


就“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文的商榷


刘国凯


   6月4日,薛伟先生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发言说:“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其表現有二,一是如何對待難民運動,二是如何面對中共的挑戰。”薛伟先生指责说:“不少人對難民運動和難民組織抱著排斥和歧視的態度,抱怨說不少福建難民來到海外成了一支親共的隊伍。但我要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嗎?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嗎?顯然沒有。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民运队伍中没有左派幼稚病?有!记得早在1998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海外民运的左派幼稚病” ,发表在《北春》上。但是,对于薛伟先生上述的指责我是难以苟同的。现将我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微观个案与宏观全局
   1996年,我还在某贸易公司做卡车司机。公司由于业务扩张又增雇了一名司机。那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福州人。言谈之中获知他坐船偷渡来美,现已搞定身份,获得了政治庇护。(已忘却其姓名,姑称为“搞定”)我问是怎么搞定的?“搞定”炫耀说,他的一个表兄是福州市某公安分局的局长,给他弄了个参加八九民运的通辑令。我说那你还真要感谢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了。不料他突然翻脸,说:“感谢什么?什么学生运动?根本就是暴徒!”我大惊、愕然。半响才责问他说:“咦!你怎么能说和平集会请愿的学生是暴徒?你又怎么解释你要以参加八九民运来申请政治庇护?”他说:“搞政庇还搞政庇,对事情的看法还看法。”
   接下来我就与“搞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和冲突。本来在就职场所我是不谈政治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经理和同事的政治倾向。为了不节外生枝,影响职业稳定,我一向在就职场所隐性埋名。填表和领工资签名用英文。实在有人问到中文姓名就说是柳果开。有同事笑道:“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真特别,柳树也有开花结果的吗?”
   然而这次在如此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能再“韬晦” 了。我对“搞定”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则气势汹汹地说解放军开枪镇压暴徒就是有理。当时的情况不开枪镇压局势就稳定不下来。争执到后来双方几乎有肢体冲突的迹象。当时恰好经理不在,秘书小姐前来劝开。两个月后,“搞定”因工作态度散漫,被公司解雇。
   如有人说这是个案,不足说明全局。那好,我们就来谈谈全局。
   这全局薛伟先生本应最清楚。若有淡忘我可协助恢复记忆。1989、1990两个中共的国庆节纽约中领馆过得是何等惨淡。1989年它根本不敢照惯例到唐人街酒楼去举办国庆节酒会。1990年它硬着头皮去银宫酒楼举行,却应邀前往者寥寥。薛伟先生和一班民运朋友在银宫酒楼外举行抗议活动。高叫:“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要进去。”由于宾客数量远远不足,中领馆只好拼命拉人充数。我父亲一界平民不知怎么会接到邀请信。父亲欲前往。我弟弟刘国旋极力阻拦。父子俩在酒店附近大声争执,被世界日报记者目击写到报道中。我深知父亲以一旧知识分子身份受中共歧视打击三十年。对中共绝无好感。我劝弟弟说:“老父亲年届古稀,岁月有限,喜欢凑点热闹而已,哪里会是支持中共?以后父亲要去就让他去吧。”事后我问父亲怎么会收到邀请函?父亲说中领馆到老人会拉人,愿去报个名就行。我闻之大笑。笑中共之日暮途穷。
   然而我笑得太早。91、92年纽约唐人街政治生态悄悄渐变。至九十年代中期情况已大相径庭。中共国庆日纽约中领馆非但再也不愁宾客来源,而且由于献媚取宠者剧增,中领馆既要增加餐席,还要筛选宾客。我老爸之被邀请完全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滑稽浪头。
   情况的巨变绝不限于中共国庆酒会。接踵而来的是纽约不断出现题目繁多的拥共的游行。从国庆升五星旗仪式到庆祝香港回归;从欢迎江泽民等中共巨头访美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纽约的亲共分子、亲共侨团都在迫不及待、不遗余力地向中共表忠邀功。都为争得中共青睐而使出浑身解数乃至钩心斗角。有人嘲笑民运组织山头林立。殊不知民运山头不及拥共侨团的百分之一。目前整个海外民运成型的民运组织只有几个,而纽约一市就有百多个侨团。为了成为中共酒会的座上宾,数百名有侨领衔头者争宠不休,以至中领馆都为之厌烦。亲共分子在拥共游行中因邀功心切曾打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一个已入美籍的某侨领顿觉不安。说我们生活在纽约何以叫这样的口号?力劝将此标语口号收起。
   纽约亲共分子的甚嚣尘上,还表现于他们敢于对民运志士、法轮功人士使用暴力。1996年10月1号纽约的亲共分子游行。民运人士则举行小型集会表达另一种理念。不料亲共分子们竟冲过来将民运人士重重包围,仗着他们人多势众对民运人士横加辱骂。“反华”、“叛徒”、“汉奸、卖国贼”、“美帝国主义走狗”等骂语如连珠炮,甚至还要动手殴打民运人士赵品璐。幸得美国警察闻讯及时赶来,才把赵品璐等救出重围。
   2000年江泽民访美。纽约亲共侨团在林肯剧院举行盛大欢迎音乐会。八位购票入场的民运人士于中间休息时在自己的座位上举起预先制作的纸质分体标语“终结中共一党专政”。 亲共分子发现后冲过来疯狂谩骂并出手殴打。坐在边位的黄景贤被殴打得尤其严重。
   2003年中共国庆。纽约亲共分子在唐人街银宫大酒楼举行庆祝餐会。若干法轮功学员在附近街道上举行抗议中共暴行的小型集会。亲共分子发现后竟冲出来殴打法轮功学员。
   要问:纽约政治生态宏观全局的如此大变从何而来,是因为纽约来了成千上万的“搞定” 或类“搞定”。
   二、民运朋友何辜,要承担“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的罪名?
   对纽约政治生态的巨变,薛伟先生有着与我迥然不同的见解。他义愤填膺地责问道;“我要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嗎?顯然沒有。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被薛伟先生责问的“朋友” 就是我们这些被薛伟先生判定患了左派幼稚病的人们。可是我想问问薛伟先生,我们该怎样去“关心” 那些偷渡者和各种各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呢?除了极少数名声显赫的、或偶有机缘的民运人士不必为基本生活忧虑外,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都挣扎在生活线上,试问又有谁来“关心” 过我们?好,就算我们自己挣扎在生活线上也该去关心那些偷渡者和各种各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那么就须讨论具体该怎么做?或许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个大广告:“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我们关心你们!”抑或我们还可以在唐人街用扩音器高叫:“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我们关心你们!”但是,这样有实际的关心作用吗?显然没有!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住房。若要关心到实处,就要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这我们有能力办到吗?如果我们民运朋友中有创业成功者,能给成千上万的没有合法身份者提供工作机会(请注意这并不符合美国有关劳工法规);或我们民运朋友中有腰缠万贯并肯仗义疏财者能给生活困难的无合法身份者以经济接济,这才是实质性的关心。可惜这一切只在憧憬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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