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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深入公务员收入的“隐性黑箱”-- “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河南商报》2006年 9月 30日 一侧报道称: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郑州市法制局长王庆棠9 月29日 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声称:“市长年收入属个人私隐,无需向社会公开”。由此“市长收入属私隐”的说法,成为当今中国握有公权力的大部分官员抵制社会监督的遁词。此据今年《南方都市报》 3月 25日 报道:3月 24日 ,深圳人代会上,40名市民代表应邀旁听。其中一位市民现场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华楠提问:“能不能现场跟我们晒一下工资?”李华楠回应称,自己在家不掌“内政”,所以知道不是很具体,大概是几千元,一万元不到。他说公务员工资都是货币化,没有其他补贴。但是事实会是这样吗?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维护官僚特权的公务支出和工资分配制度,公务员的收入分为表面收入和实际收入两部分。工资单上的各种收入属于表面收入,除此之外,以出差补助、住房补贴、单位福利、工作特权等方式获得的实际收入,则远远高于表面收入。此据有关调研机构在全国11 个省、直辖市对约2.6万名公务员进行的薪酬福利调查发现有如下问题:其一是福利项目泛滥。仅以其中的福利性补贴类项目为例,多数政府机关至少设有七、八项福利性补贴,而一些单位的福利性补贴甚至会多达十几、二十几项。以中央国家机关某单位为例,仅通讯费一类补贴,该单位就设置了“住宅公务电话包干费”、“无线通讯工具补贴”、“通讯补贴”、“特殊通讯费”四个补贴项目。除国家规定的福利项目外,很多机关单位还巧立名目安排大量补贴项目。其二是福利补贴范围随意扩大。不少福利项目名实不符。例如,河南某部门,在当地并非一年四季都是雨季情况下,却常年按月发放“雨具费”,调查资料显示,北京市某区镇机关的处级公务员每月车补高达 1300— 1500元,几乎占其月基本工资的 70%,补贴显然已超出其真实需要。三是福利项目设置类别错位,有的名为工资性收入,实为福利项目;有的名为福利,实为工资性收入。
   
    此外这项调研还发现,一些基层政府机关至今仍然保留了“副食补贴”等上世纪90 年代以前的福利项目,这与1993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时关于“在调资的同时,明确要求对相关补贴进行冲销”相违背。诸如“菜篮子补贴”等一系列在公务员制度逐步建立过程中陆续出现的福利项目,相当部分也并未随着公务员几次调资而被调整并取消。更有甚者,一些半公开、不公开的福利项目泛滥成灾。例如,东部某省厅春节发放过节物品的清单中的实物福利,其货币价值折算后要超出该厅公务员平均工资 1— 2倍,但这些支出大多不在其本单位福利支出中体现,而多在其下属单位的行政经费或其它预算外收入中列支,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公务员收入的这种不受监督的“隐性黑箱”情况,在中共政府机关普遍存在。

   
    还有,与执行公务相关的职务消费性福利的设置更具隐性化。政府机关所掌握的权力为职务消费性福利的转化和转嫁提供了如鱼得水的条件,各种各样的变通办法都可以使职务消费性福利项目的设置继续得到隐性保留。由此导致了中共政府机关“泛福利”和“滥福利”成灾。公务员的这些收入,还不包括他们利用公务接待费转化为己有的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公务接待费用仅公款吃喝一项就达 2000多亿元,导致各级政府行政费用连年攀升,财政不堪重负,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党政机关公务接待费开支中,包括进豪华酒店,喝高档酒水,吃天价宴席,到豪华娱乐场所进行奢华消费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这也就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民谣“吃喝嫖赌全报销”现象。如今私客公待、公款私送等等,更是极为普遍,这些都可以转化为个人收入。毋庸讳言,有职有权的官员还有谁也说不清的腐败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大量部门领导干部持有下属企业股份。“官员持股”就是一种胆大妄为的隐形腐败,比起额外工资收入,更是非法所得,“官员持股”如今已成了官场潜规则。曾轰动一时的浙江女富豪吴英非法吸储案的债权人名单中,很多债权人都是官员,部分官员涉案的金额在千万元以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过:“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 ”与上述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日中国的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却低得可怜。仅以全国经济发展前位,工资待遇最高的南方沿海省份为例,广东规定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仅为 700多元,而福建省却为 600元,其它省市就更低了。如此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怎能养家糊口呢?现在公务员的明码工资是普通工人的 4.5倍,而且退休工资少说都在 3000多;而一个退休工人,一辈子在工厂里辛勤劳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还不到 800元。如今各级官员不仅有隐形收入和权力寻租收入,而且工资一调再调,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了 1万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 5年才涨了百来元。如今物价涨了再涨,尤其是教育、住房和医疗费用都在翻倍,几倍甚至几十上百倍于家庭收入,这对于普通家庭,特别是弱势群体而言,更是无力承担,由此便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一方,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的少数人所享用。在这种形势下,弱势群体由于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关系等资源优势,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难以摆脱不平等竞争的劣势地位,占中国总人口 80%的农民、城镇退休人员、城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缺乏最低生活保障来源,使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是何等的社会不公啊!
   
    如今官员穿名牌、戴名表,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却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这都是由国家制度派生的。凡是那些说当今中国是“太平盛世”者,大都属于此类。
   
    在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成为制度本质的现实中,官僚阶层凭助公共权力挤占下层民众的权益,公正分配与调节社会资源的机制失衡,形成强烈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格局,导致大量贫困人口处于生存难境。公众感觉和国家宣传的截然背离,反衬了官方“太平盛世说”的虚假。当一个大学生四年学费等于一个农民35 年的纯收入时;当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达到了近20 倍时;当65%的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时;这种“太平盛世说”岂不成了天下的笑柄?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报告》数据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 80%是为了 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 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 500亿元。这笔挤占百姓医疗资源,每年供“红色贵族”们养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额资金,足可挽救那些因无钱就医而死去的无数贫困者的生命。
   
    以上实事凸显出一个话题,那些声称“执政为民”的管理者们,正在以“改革”的名义让被管理者单方面履行义务,付出代价,自己却首先发家致富,扩充收入的“隐性黑箱”。如此“执政为民”,哪里还有道义合法性和道德资格可言?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牺牲工农大众利益为代价的,而政府公务员则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工资收入到诸种福利,从教改、医改到房改,公务员次次改革有油水,占尽便宜。这是由于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各级官员既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又享有优先选择权的优势,由此决定了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改革”政策时,优先维护自身利益,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最大既得利益阶层。眼下,正是因为官员的权力未受到有效的制度约束,他们才会损公肥私,腐败丛生。由此以来也就必然导致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仇官意识”,人们很容易把不满情绪发泄到官员身上,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遍及中国。正如亚当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那样: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
    (首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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