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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普世民主时代的新文明自由主义
当今社会，是一个以世界民主化为主旋律的后对抗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已跨出地缘疆域，突破了意识藩篱，汇合起各国文化，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的全球化思潮，堪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对此，我称其为“新文明自由主义”。新文明自由主义也就是普世的自由主义。新文明自由主义正在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舞台，以政治世界化为主要特征，推行人类民主制度与自由价值观的普世落实。
西方新自由主义本来是一种特有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影响了英国官方政策，并波及了英伦三岛，随之又扩展到整个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虽阻碍了新自由主义的欧洲传播，但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日渐扩大。
西方新自由主义是以道德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它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每个人在维护个人权益时应促进社会和谐，人们只有彼此互助才能加快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幸福。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但不再是消极地反抗旧制度、否定国家干预的自由，而是具有主动精神、富于创造力、倡导新秩序的“积极的”自由；减少贫困、饥饿、伤残、疾病、愚昧种种社会弊害是实现积极自由的重要条件。新自由主义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要“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同时，西方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能力的发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增长，加快社会自由的发展。发展了的社会自由又有助于个人自由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是一个经济理论，而且还是一个政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典型的民主体制社会里，自由市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最行之有效的。因为最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体系——自由市场经济不仅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而且能够在效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分配的公正性等方面使经济绩效达到最优化。国家仅仅承担有限的经济职能：界定产权、确保合同的执行以及调节货币的供给。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正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以自由的名义反对任何对市场的有计划的控制。由此可见，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兴起的同时，也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成为资本世界性扩张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其显著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强化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影响力。随着世界两极对抗时代的结束，这种共识无一例外地将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都包容其中；也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前苏联、东欧各国以及实现了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龙，甚至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裹挟在内。特别是这种共识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塑造了他们与西方社会一致的政治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事实上，除了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政治社会化外，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了民主全球化过程。许多非西方国家在不断的探索中，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新加坡在亚洲价值系统上建立的现代化社会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接纳与回应就别有特色。在儒学的文化圈里，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都表现出文化融合性，在制度化的民主建设上既体现了民主世界化的共性，也表现出不同文化的个性特色。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西方新自由主义自从推翻了柏林墙，瓦解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封闭的屏障，为世界多种文化所接纳、更新后，就不仅仅再是西方化的新自由主义，而是包括世界东西南北所有社会在内的普世文明，汇成了新文明的自由主义潮流。因而新文明自由主义不代表任何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民族、阶级或政治组织，而只反映社会发展的逻辑性、人类生活的自由性。西方新自由主义在汇合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已将民主的价值观提升为普世主义或人类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见，新文明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普世自由主义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作为一个特殊的过程，罗尔斯在其新作《万民法》中从法理的角度，提及了国际范围内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万民法的过程即“引导自由社会与合宜社会的人民，甘愿接受正义的万民法所体现的法律准则，并按此一准则行事。”实际上，这一过程即我们这里所称的新文明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规则化过程。这种模式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文化内容上就表现为普世的文明价值。
新文明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价值取向十分明确，就在于认为各国政府有限责任的核心，是尊重人类共同价值观，维护个体尊严与自由权利；放弃“主权至上”立场，裁减军费，保护环境和贯彻贸易自由主义。新文明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特色就在于它的“非对抗性” 。它主张价值多元，相互包容，即对一切价值都采取一视同仁的“豁达原则”，认为政府的立场是采取“价值中立主义”和奉行“不干预主义”。新文明自由主义较之强调“个人自主权”的传统自由主义比，更强调的是尊重、包容与豁达，因此更趋向共融性和普世主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未来要做的六件事时指出，“全球化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的相同性。”这就从制度和文化的两个方面上提出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
新文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到近代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都隐含了以人为本的普世伦理价值的主线。与这条主线一脉相承的，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建议”都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成为后对抗时代新文明自由主义文化的传统因子。当代西式新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在区分了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和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后，就认为其作用“颇多相似”。诸如此类的不断叙述，如此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情节。这种普世主义情节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民主世界化进程的推进，已经获得了“地球村”发生事实上的印证。当下，作为全球化主力军的新文明自由主义，正是在民主文化的世界性传播过程中，推进了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并扮演了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的角色。
在新文明自由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中，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普世主义，已经构成了一个后对抗时代的价值体系。新文明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崭新语境，借以塑造后对抗时代全人类的新思维、新观念。这种思维、观念上的更新，将借助全新的符号系统，即以更真实、贴切、开放的话语体系，来传达社会主体存在的自由倾向和客观要求，并通过摒弃传统对抗社会语境包围着的人类敌我意识，来构建符合人类自由属性的民主社会文化，从而实现世界政治文化模式上的转变。如“全球化”、“新文明”、“后对抗”、“人权至上”、“社群主义”、“政治世界化”等等新概念，已伴随着新文明自由主义新话语普世传播，那些诸如“帝国主义”、“主权绝对论”、“不平等”、“阶级”、“反抗”“压迫”等传统概念，已大大降低了其使用频率。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势不可当的力量面前，仍有极少数抵抗人类文明进程的专制者及其文化太监们，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世界扩张。例如在中国就有御用学者抨击“普世自由主义”说：“剥去了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扩张的意志。”还有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在需要西方科技、资金、物质援助的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在输出自由市场理论的同时，将政治上的自由化作为“配额”发送到那里。而在那些处于政权私利考虑，不认同人类主义价值的国家和民族，依然有人用“文化特殊性”、“文化本体论”等等，顽强抵抗新文明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社会化潮流。甚至，还有阿拉伯国家的宗教狂热、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在受挫心理的极度反应下，对普世文明构成新的挑战。不但在东方，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如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麦克斯切尼等人，也高举反自由主义世界化的旗帜。由此可见，新文明自由主义在普世传播过程中所招致的种种批判与反对，如同资本在跨出国界进行世界性自由扩张招致社会主义思潮的攻击一样，构成了历史正面运动的反题。然而，这恰恰反证了普世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不可逆转。正可谓“两岸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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