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文化人误国误民》是穿开裆裤玩深沉
   
   石华宁者，《中国文化人误国误民八十年》，发表于《博讯》８月３１日。此文没恶意，不知是不是华众取宠，我不是要与他作对，而是此文叫人嘲笑，穿着开裆裤，却在那里“郑重其事”地玩深沉，还不能对“文化”、“文化人”或“非文化人”有清晰的界定，就大言不惭地造出“文化人误国误民”这种没头没尾不知所云的史句子，读来叫人心里不是滋味，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不可思议。他说：
   
   “每当谈到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无非是两种观点，一是说制度的原因，一是说文化的原因。每当说到中国的未来，也无非是两条道路，一是制度革命，二是文化革命。不同的是，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人主张全盘苏化。但都是要放弃中国传统，放弃中国文化。这种观念从五四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些学院的书生们，你看他们写了很多书，做了很多演讲，但只有两个主题，要么是在制度上找问题，要么是在文化上找问题。要么是说全盘西化，要么是说全盘苏化。”

   
   我劈头要问石华宁君：误国误民的是文化人，那救国救民的呢，是非文化人吗？你这些话简直提不到一块，误国误民的与文化人有什么关系？只要是社会人就已活动在文化中，没有文化又怎么去识别？绝对地说所有社会人都是文化人，只是文化的积累量和知识的领域方面有不同，使人车境界上表现有高低，有的只能直观，有的则能高瞻而远瞩。那些误国误民的和反对误国误民的都是文化人呀，不通过文化既不能提出方略也不能提出反方略。你在这里发议论也是文化行为。所以－－
   
   误国误民的不是文化人而是一种特别的（错误）文化。
   
   若有能救了国救了民的，则是一种符合了形势与国情的文化。
   
   所以文化人没有罪，有罪的是某种持别的文化。
   
   你开头这段话可以说是连五谷都不分，在当前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中，有的人把它当做一种特别的制度，分析制度从功能上对社会产生的解构或颠覆作用，只是从制度的作用性方面来理解社会的失序；而还有的人把共产主义扩展成一种特别形态的文化来看待，从它对人性的动摇，对伦理的瓦解来解释当下社会呈现的危机。你把研究中国落后的著作都读遍了吗？没有有这样充分时间的人吧？你没读完怎么得出这个划分的？而且划分的那样绝对。其实你提出的是一个软资源软环境的问题，而你用的方法和概念却完全是硬件式的。根本就不存在“ 每当谈到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无非是两种观点”这个事实，无论测重于从制度方面来讨论的还是从更根本的文化方面来讨论的都是文化内的讨论，追究的都是特别文化的性质。
   
   请问：制度不是文化？不是文化在规范和秩序上的具体应用？
   
   因而说文化包含着制度，而制度是具体了的文化。连它们的种属连系都没搞清就赋于
   
   它们等价、并列，让爷儿俩成了平辈，你还大言不惭哩。
   
   人若还没有识别能力，又到哪去谈制度？可人一旦有了识别能力，意味的又是什么？难道不是文化？制度是什么？不就是用代码（文字、语言）表述出来的规矩节制吗？你得懂得规矩和节制才能去创立它，你懂得它才能去遵守它，你表述、遵守靠的都是文化，表述、遵守也都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呀，就是文盲也不是绝对没文化，“盲”指的只是与文字的关系，文化并不仅仅体现为文字，难道语音不是文化的因子？
   
   难道“制度革命”能是纯自然人而非社会人所发动？初生儿、痴巴才是自然人，他们能发动制度革命？无论什么革命都只有社会人才能发动，而社会人发动的行为就都是文化之果，是文化的表现。所以制度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是文化的一定方面。
   
   
   文化人怎么就能误国，又怎么能保证“非文化人”不误国呢？怎么就算文化人又怎么就算非文化人呢？
   
   不是文化人误国误民，而是与人性相悖离的共产党党性在害国害民。
   
   中国当前的危机是人性与党性的矛盾冲突。
   
   由于党性的贯彻冲击和颠覆了饮食男女的日用人伦，动摇并近于腐朽了人的理性借山人展开的人根，由于共产倡导“进步”，“紧跟党走”，“相信组织相信党”……人不再根据“ 我是人，人人都是人，因而我有义务让我的行为遵守人人都是人 ”这个原则来思考，来行为。
   
   而且“我是人，人人党人，因而我有义务遵守人人都是人”这个原则也不是中国或东方的，是全人类的，东方西方表达的方式有不同，所表达的却都是这同一个理。在文化上没有东、西，南北的区分，因为人类是一个物种，本质性上就不存在差异，文化只是一种特别物质的性质表现，人是同一种物质，绝对一个性，这同一个性又怎么会有两样的表现？你看到的只是进化所处阶段上的差异性，或者表现方式问题，你意为孔子若碰上亚里士多德他娘恋了爱能不怀孕不生子是咋的？生出的孩子正天吃中国的馒头、面条活不下来，还是啃西的方面包活不下来？不是“ 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我没见过那个国家因为制度西化而强大起来。 ”而是你不新道人类中就没有东、西方这个界限，凡制度就都是人类文化的表现，人类文化的成果，适用西方的肯定也适用中国，适用中国的也肯定适用美国，我告诉你：一个小伊斯兰（不到一岁）于六０年遗落在汉人手中，汉人老汉用汉文化把他养到快五十岁了，至今也没见他有什么不适应。其实全人类都是人，只是因地域条件的相对差异和进化的限制造成了进化上的阶段性的犬牙交织性，西方的古罗马较早地产生了议会制，而东方的孔子则提出了“仁”，“ 至善 ”，这些原则迟早会在全人类普及，无论从哪方、哪个民族先形成都可以看作是在人类里的形成，不是因它是东方或西方，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人，所以不是伦究东和西，而应伦究好和不好，只要好的就迟早要在全类里普及。
   
   光有个儒家也不行，儒家是在百家争呜里形成的，所以那个时代叫“子学的时代”，只能说融汇中西，容纳百家，谁的好就学谁。
   
   但是无论如何要走出共产意识形态对人性的禁固与摧残。中国社会的危机只能解释成人的类本性对党性压迫的抵制与反抗。解决的可能性只有一条路：摆脱党性，粉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