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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是不必要的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书后漫记
   Afterwords
   
   四、新儒家是不必要的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赞同清末民初的“国粹派”论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性灵上难以沟通、质地上不可互换,而“中国精神文明”要优于“西方物质文明”。我们当然知道,西方的精神文明并不亚于中国,尽管形态不同、趋向各异。中国文明的历史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因此可以互补和继起,例如现在就是这样的时机。但二者之间不必也无法互相抹煞,例如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现代化”中翻覆试验的社会节目那样。事实表明,使中国独特的,非其“精神文明的优越”,而是它“政治特性的强烈”。国粹派抬出难以捉摸的“精神价值”,企图逃避西方文明带来的“野蛮主义”和“海盗精神”的训练。结果可想而知是一败涂地。其实这些野蛮的浮士德、原始的法兰克,所拥有殖民进取精神,在先秦王国时代相对并不缺乏,只是被秦以后的帝国时代的防御战略及其“长城精神”给压抑住了。这说明,国粹派们并不真的理解中国文明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命运,本来就基于扩张的功能。而本书第五部《尘蒙之光》第四十五章《王国时代诸子》的“从宗教神话到历史神话”、“中国历史神话的大背景”,对此则有所揭示。在我们看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其“地缘政治的条件”,而不是什幺从其中派生出来的“精神文明”。正因为中国文明的地理规模在古代文明中空前广大,因此它最为契合于全球时代的需要,也就十分自然了。
   
   根据上述理解,新儒家理论反而是过于狭隘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了。尤其考虑到,把地缘政治和某种种族特性(如黄种人在“种族三特性”里所扮演的角色),误解为精神文明,就难免形成肤浅而庸俗的阐释方法,在沦落到执政团手下,就会演变为“建设精神文明”的“社会工程”等闹剧,其效果是给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文明的进展戴上枷锁。
   
   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性及其使命,并不是为了拒绝外来事物,而是为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不失自己的正常判断力;是为在客观化的同时,保持本位:并用后者来约束并平衡前者。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不能不是“天下统一”,甚至决定了它的“政治动物性格”。近代中国的错乱,是由于中国地缘政治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在近代化的挑战与压力下,中国由“世界国家”沦为“区域国家”,并成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相瓜分的对象。“天朝”沦为“病夫”,“中华”成了“落伍”的代词。只是我们还记得,先秦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今日中国罕见的“人格独立与英雄精神”,而不是“奴隶主义与雷锋精神”。不少日本人询问:“为什幺古代的中国人这幺伟大?”这些岛民的潜台词其实是:“为什幺现代的中国人这幺可悲?”他们的提问富于启发。是因为全球文明使得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变化了,而数百年的严酷演变使得古今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两个品种。例如一千五百年来,中国遭到野蛮民族的强行混血,更重要的是还失落了西晋以前的中国人所拥有的的自信能力与献身精神。这两个品种的冰冷事实,不仅使得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徒呼奈何、困惑不解,日本人也莫名其妙。这些中国边缘的岛民们因此采取一种分离式态度:崇敬古代中国,蹂躏现代中国,并以断然的侵略行动来争取做现代中国的主人、古代中国的继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不过是企图圆秦两汉帝国之梦、元明清之梦罢了。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起源于现代。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官僚选拔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它的反现代化倾向殊为一致,就不足为奇了。陈胜吴广毛泽东只能造就平民的集权政治,不能造就精英的分权政治,而所谓民主,显然是基于分权而不是集权。
   
   在官僚选拔社会中进不了北大校门的那位湖南民工,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封闭所有大学、复制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是多幺伟大的成就啊,无怪他自封“四个伟大”,一个还嫌不够。与此同时,他自己则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美梦。这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多幺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归根结底只做了一件事:由“天朝型的统一帝国”(中国)向“民族型的区域国家”(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转型。而一百多年过去,现在就连这幺一件事也都还没有做完。所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努力、继续付出代价,去完成中国的转型。这转型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逆向的,是社会形态的年轻化,是老大帝国的走向共和。所以,革命的中国人要幺成为“反传统主义者”,要幺成为“复古主义”者,否则就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者”,因为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历史走向,是与西欧甚至是与日本的贵族社会完全背反的官僚社会,不反掉这样的父辈传统,我们就只能停留在陈胜思想的层次,只知造反有理,无法成长为宪政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必须首先高贵化,然后才谈得上现代化!其建设性表现是“复古”,不是复元明清官僚社会的假古董,而是复先秦贵族精神的古道热肠。否则中国迟早还会重落袁世凯式的陷阱、重落文革的个人独裁、重落某种秘密会社的掌握。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与全球文明无异:在贵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社会。而官僚社会的基础,只能长出臣民社会,无从达到独立自主精神的现代化。生存的权利并不是天赋的,而是通过不断革命赢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尤其是民族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民族的希望在于:清除两千年官僚社会的腐败历史、克服其造成的社会屏障、召唤先秦文明的精神活力、投入当代世界锱铢必较的战国时代。否则只能继续二十世纪的混乱试验,坐等外国力量进来收拾残局……例如1949年以前坐等外国军事政治力量进来收拾,然后内乱不已,现在则坐待外国经济文化力量进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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