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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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teen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在美国社会日益趋向右翼保守的同时,宗教势力在重新崛起。据美联社2005年5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宗教,甚至愿意将宗教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而几乎所有的美国受访者都认为,宗教信仰对他们非常重要,只有2%的人表示不信教。另外,将近4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领导人应该影响政策制订者,这个数字也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只有墨西哥人与美国人的虔诚度比较接近,但墨西哥人强烈反对宗教人士影响政策制定。而在法国,85%的受访者反对宗教人士参与政治,另外19%是无神论者。难怪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抱怨西欧的世俗主义倾向越来越深,周日教堂里面都坐不满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人还比较“生”,没有熟透。现代的美国像是古代的罗马与秦国那样富有天下意识,而现代的欧洲、俄国、日本则像古代的希腊与中原各国那样更有帝国主义,结果,罗马的天下意识击败了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各国的帝国主义;秦对关东各国也是如此。这里的孰优孰劣,说明了大一统秩序的建立,靠的是天下意识而不是帝国主义。
   新礼制文明不应局限于贵族圈子、或局限于“亲亲”的氏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宗法制、血统制、国籍制的陈腐藩篱,而应扩展到全球人类。先秦君子的文明,最后落实在两汉士人身上;柏拉图的的哲学家帝王,最后落实在罗马教皇头上──庶民堕落的战国通俗文化,会被统一时代的修道士和出家人取代掉。新礼制的文明因此不同于旧礼制的文化,正如罗马、两汉的文官制度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先秦的方国。但无论有多大的人为设计上的限制,礼制文明的功能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的,那就是“秩序至上”。可以设想,此种秩序已经是理性设计的产儿,而不仅仅是脱胎于原始部落的习惯法,如周礼和英国宪政那样。其文明形态也与国际无政府时代的纵欲文化如当代的“流行文化”不同。这也许不利于文化的突飞猛进,但在文明趋向于衰落的时刻,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的种子,就像人们在秋天和冬天所做的那样,那时保存种子比种植庄稼更合时宜。限制措施可以保护文明,正如在不合时宜的季节和地点,让种子发芽就等于毁了它。这种冬天的防护措施,当然不同于春夏之际的干旱或洪涝,干旱如十九世纪检查制度、洪涝如二十世纪的灭绝措施。新的文明应以社会舆论而非政府措施来限制非礼倾向,并对拥有著作权、出版权、办报权的资格人物,加以不断地裁汰。
   新的礼制文明当然并非万世不朽的鬼怪,而是应运而生的秩序。时过境迁,新旧交替,使命完成:从文明史学的角度看,新的礼制多为集大成之作,较少原造性,颇类似奥古斯都与西汉文化;与城邦时代与方国时代的多元礼制已经貌合神离。
   命题:“世界和平”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因此“和平”不仅需要“止戈”的力量来造成,还需“武力征讨”来维持。总之,如果没有“霸术”,“王道”则无以体现、无以致用。也许,排除了一切政治、军事、经济、阴谋的暴力手段,而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能,只能以这句口号来表述:天下优秀人物,超越国界限制以进行整合。整合并非毫无压力的大团圆,否则还不等到团圆实现,文明就已毁灭了。
   国际战争、能源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军备竟赛、贫富分化、恐怖袭击、武装劫持、文化堕落、国际无政府状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自己解决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军备问题甚至基本的社会问题,诸如阶级关系紧张及治安败坏、犯罪增加等问题。各国警察越来越依赖国际刑警组织,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单纯的国内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经成为国际问题;这不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结果,而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前提!也就是说,是全球一体化导致了“人权高于主权”论的兴起: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于其他国家的作恶之中,就像一个社区不能容忍一户居民的家里发出恶臭。全球世界成为一个更加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平衡都会反过来,遭到国际失衡状态的破坏!这一危局,不得不诉诸“礼制的天下秩序”来解决。
   原来,“人是社会动物”,而当今,“人类已经成为全球动物”了。若非社会化,人类无法进化到今天的地步;若非实行全球秩序,人类将不再有未来。而人类需要拥有未来,因此人不得不走向一个全球政府。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邹衍(约公元前350─前270年)也曾经面临类似我们的处境,他因此认为:“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述《邹子》)
   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样述说邹衍的事迹: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莫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分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候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辑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手。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骄,邹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攻,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由此可知,邹衍不仅是“阴阳家”、“自然科学家”,而且是历史哲学家、社会改良者。他的学说一度十分热门,游走诸侯朝廷,所谓炙手可热。至于“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完全来自《周易》的神髓,不仅是中国文明最原始的结晶,而且是最深层的意识。邹衍运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创造了自己的宇宙演化论,而借助《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观念,创造了“大九州”的全球概念。邹衍实在是天下意识的先知先觉,难怪有人认为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个“儒术”,得于邹衍的要多于得于孔孟的。邹衍的政治观念之所以被我们称为“全球概念”,还因为这个概念认古代中原为“赤县神州”,即“小九州”,包括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小九州。小九州的划分可能依据土壤的形态,如“黄壤”、“白壤”、“赤植坟”、“白坟”、“黑坟”、“坟垆”、“涂泥”及“青黎”等。相形之下可以把现代中国看作“中九州”,古代中原居其九分之一(中原加上新疆、西藏、外蒙、内蒙、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八州”,所以某人希望中国分裂为七块八块,回到古代九州的规模)。而当今的全球则为大九州,现代中国居其九分之一。相形之下,古代中原仅居其八十一分之一。
   在历史哲学方面,邹衍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社会变革是由五德之间的互相转移位置所造成;在政治伦理上,主张“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接近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以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学等学科知识,与大政治即社会的治理互相配套。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宗教,戎就是兵戎,现代国家奉行拜物教,所以把“祭祀”变成了“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祭,经济就是祀。除此之外,古今的分裂国家、区域国家同样残暴不仁,这反观轴心时代圣贤们的著述就可以一目了然。新的全球时代所要求的戎,应该超越“总体战”,以各方面业已全新的基础,打开“政治精神”与“天下战略”的大门!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殖民、世界大战,成为科技发展的杠杆;十字军、地理大发现、殖民帝国,是全球化的必要步骤。贸易刺激了经济、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发展,最终导致多元文化的发现和欧洲中心思想的瓦解。现代国际社会,不仅列国并立,而且越分越细,从十九世纪的几十个主权国家变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百多个主权国家。
   而中国文明是内陆文明,且两千年来已归于一统。中国与欧洲的这种背反倾向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其实是“中国欧洲化事业”)举步维艰,但在绝境的尽头,却无意之间为即将成形的全球文明,暗示了某种互补的可能:
   1、中国需要“恢复”东周春秋式的多元文化的存在。中国现代化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就比登天还难,那就是变“天下”为“国家”,使静态的化石文明重新起搏生命的血色;惟有动态能救中国……所以中国近代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是动乱所赐福,以后也将难免如此。
   2、培育并创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文明眼界,而非模仿或照搬秦以后远交近攻(窝里斗)的鼠目寸光。两千年长城时代天下文明的定式,使人误以为这是中国民族的基本传统,甚至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人据此谬称中国文明为“超稳定系统”。其实不然。“超稳定”是所有晚期文明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文明,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力量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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