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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對嫌犯屈打成招。這種行為不論在美國或中華民國的軍法體系都是不容許的。但這種事情有時難免還是會發生。因此,這不是體系或法律規範的問題,而是執法方式與法律適用方面的問題。政治人物如果想鼓動風潮,最常用的口號就是「改革」,尤其會高唱「改革組織架構」的論調。事實上,問題並不在此,造成問題的不全在於制度或組織架構,而是在於「人」的因素,因此真正需要改革的其實是人。
我不認為組織架構是問題的所在。真正的關鍵應該在於組織架構下,如何適用法律。公平、公正的進行審理與判決。當然,當時中華民國還有戒嚴法。我認為多數美軍人員,都很樂見有這麼一套戒嚴法,因為在戒嚴的情況下,幾乎很少有刑事案件發生。其實,戒嚴法很少真正派上用場,在我記憶中,戒嚴法只有在1975年12月到1976年2月這段期間,曾用在盜匪懲治案件方面……平心而論,如果從臺灣社會安全秩序的觀點來看戒嚴法,其實是有其正面的功能,因為你在任何一天晚上出門都毋須擔心會有安全問題,除了偶爾會看到幾個喝醉的美國大兵在街上打架鬧事之外。
……許多人抨擊「白色恐怖」時期所受到的種種限制,但卻不願提起當時臺灣確實受到真正的軍事威脅——我想現在所面臨的是此當時還嚴重的威脅,而如果有任何改變的話,那是因為中共必須審慎評估大動干戈侵犯或摧毀臺灣,所要付出的代價及其後果。如果換成是當時毛澤東揚言血洗臺灣且已有能力做到的話,情況可能就有听不同了。換言之,如果當時中華民國在軍事及政治上發生任何破荆钄橙擞锌沙酥畽C,那麼臺灣將可能產生災難了。
藍柏先生(L.J.Lamb)訪談
◆◆◆ 美援與中華民國台閩地區發展 ◆◆◆
◆◆ 戒嚴時期司法改革 ◆◆
·藍柏先生(L.J.Lamb)訪談
◆◆ 美國經援 ◆◆
·周宏濤: 台灣經濟與美援
……社會大衆似乎有一種不成熟的認知,以為國民黨是一黨獨大的威權式政黨,而民進黨是服膺民主真理的民主政黨,因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不在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抗爭中取得勝利,則臺灣地區民主政治發展過程就不會落實在正常民主運作的架構上,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將不能反應民衆真正的福祉,而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前途,就不會光輝燦爛。從另一種角度說,這種天真的想法是:祗要民進黨執政,我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就不會出現一種像今天這樣充滿抗爭的議事環境,立法院才能正常議事,並充分反應民衆的利益。那時候,執政的多數黨在主控議事日程時,會與少數的在野黨充分協商,在野的少數黨亦會尊重多數黨的議事運作,其間雖有不盡滿意之事,但在少數服從多數之下,也祗有接受多數的決定。一直要到這個階段,我們才算有真正的公共政策的產生。
對於上述不成熟的認知,我們不禁要問:民進黨有朝一日變成為多數黨之後,立法院這個議事殿堂真的能步入正常嗎?我國從此也會有一個晴朗的民主春天嗎?……臺灣地區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就在於執政黨與在野黨應儘速建立互動關係的規範,朝野政黨關係早日正常化,並在國會之內遵循互動規範,以公共政策為訴求對象,雙方從事議事競爭。今天,反對黨以資深委員作為抗爭的對象,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為反對而反對,儘是從事不負責任的政治抗爭,這是今天立法院內最大的危機,也是民衆福祉嚴重受到傷害的主要原因。
國會政治的惡質化發展,足以使國人對未來臺灣地區的民主政治發展前景抱持不樂觀的想法。……民主原本就是這樣以數算多數的人頭來代替揮動拳頭的政治,如以少數的拳頭也能產生民主的效果,那麼我們的民主政治將永遠陷入紛爭不斷、惡性循環的劣質民主文化當中。
民國八十年梁肅戎先生之專题講演
http://peacehall.com/forum/201001/zwkl/634.shtml
◆◆◆ 國會亂象與政黨輪替 ◆◆◆
·梁肅戎: 首届中央民代的逼退——國會改革與退職之憶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據說爲了一名賣私煙的寡婦,台北發生了流血衝突。當晚有個台灣人透過台北廣播局,用標準的北京話及台灣話輪番向全台灣放送事件的經過,他邊哭邊說著:「中國政府來台灣,盡出貪官污吏,把米糧都搬去大陸當國共內戰的物資……。」全台灣聽了,都激動不己。隔天一早,北港樂團發動青年上街遊行,還寫著大字報:「打倒貪官污吏,建設新台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那時候北港的自治組織有兩隊,一隊是保安隊(維持地方治安),一隊是特攻隊(對抗國軍)。我參加的特攻隊正式名稱是「台灣自治聯軍」,在北港、新港、朴子、虎尾、斗六等地都有分隊,北港的隊長就是余阿木,新港隊長是陳明新,朴子隊長是張榮宗。
多年後我才知道,台灣自治聯軍其實是台灣共產黨張志忠組織的。張志忠念嘉義農民學校時,就參加文化協會抵抗日本。後來文化協會分裂成左、右兩派。張志忠跟當時的抗日份子都被抓去坐牢,後來他假裝發瘋而被釋放,出來後逃到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來台灣後,他……在二二八時組織自治聯軍攻打國民黨軍隊。
蔡武考先生訪問紀錄
二二八以前共產黨在台灣根本就沒力量,全台灣才七十幾個共產黨而已,二二八以後,變成八百多個,增加有夠快。那時我們也沒其他辦法可想,發生二二八這種事件以後,出來喊的人後來都被打死了,再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喊,讓所有台灣入團結起來。當時許多人就想,共產黨也許會有辦法,我們實在沒想得太深。現實上,台灣有那麼多人被打死,而且國民政府統治的情況是四處都有貪污,物價高,經濟差,每一項問題都發作起來。我們想,台灣應該走另外一條路,無論怎樣,另外一條路可能就是一條出路。其實當時我們沒有想得那樣嚴密,思想也沒有那樣成熟。經過五十年後的今日,大家頭腦已經更加精明,更會想東想西了,當時哪會想?那時沒法度呢,都是隨各人自己去想……檢討起來,我加入共產黨這項事情真冒險,但是有好也有壞,對我人生的經驗、對瞭解事情都有幫助,也可以讓我瞭解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我認為不應該有共產主義,也認為共產黨不看重人的價值,他們會為了得到權力而犧牲所有人,人的價值不受肯定,這是我深刻的感覺。我會脫離共產黨,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李登輝: 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
◆◆◆ 中共在台閩 ◆◆◆
◆◆ 政府肅諜 ◆◆
·谷正文: 中共臺灣省工委覆滅記——蔡孝乾、吳石系列潛匪案偵破始末
·谷正文: 關於吳石案的一些補充(書簡)
·龔選舞: 新店溪畔不歸路——匪諜吳石、陳寶倉伏法目擊記
·谷正文: 剿滅中共在臺武裝基地潛匪始末
◆◆ 李登輝與中共 ◆◆
·李登輝: 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回首恐怖動盪的年代
·谷正文: 李登輝共諜案秘辛
◆◆ 台籍中共干部憶往 ◆◆
·楊克煌: 謝雪紅與我在二、二八起義前後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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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先生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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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賴澤涵 黃富三 黃秀政 吳文星 許雪姬

紀錄/蔡說麗

時間/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九日

地點/台北市仁愛路四段釣以清心

一、光復前之經歷

㈠ 赴日求學

    我生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是南投草屯人。

    我就讀南投碧峰公學校及草屯高等科,畢業後在高等科的校長推薦下,至日本廣島的廣陵中學讀書,那是一所棒球非常有名的學校,但學校學生程度較差,我去讀後都拿第一名,但總覺得在那兒沒有競爭,不會有進步,便轉去程度比較奸的廣島修道中學。

    唸到三年級時,父親因肺病病重要我回台灣。我回家後不久,父親便過世了。這時哥哥希望我留下來幫忙製米工廠的生意(如製作糙米出口至本),不願再讓我去日本讀書。但我對做主意沒興趣,於是一人偷跑回日本廣島讀書,不過去廣島之前,我先到廈門、上海等地旅行。

    回到廣島後,我身上缺錢,生活困難,還好以前我中學認識的朋友陳嘉樹(陳嘉濱之兄),他當時就讀廣島高工,很好心地要我住在他家,並不收費。而三餐我則是到另一位楊姓同學家裏解決,平時我去他家幫忙買菜、做飯、劈柴,他家便供應我三餐;另外我早上送報,賺點零用錢,生活就不成問題了。

    事實上我第二次去日本之前,原想改去大陸,看看是否可以到那裡去讀軍官學校或做事,所以我先去長崎找我堂叔,他介紹我去找我國駐長崎總領事,那人好意地說:「你既不會說北京話,也不會中文,去大陸是行不通的。」他勸我先學好中文,再做打算。不過因爲我原想去大陸,堂叔也弄了一個華僑證件給我,所以我既有日本籍,也具有華僑身分。去不成大陸,只好回廣島苦讀。中學四年級時,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招收留學生,我以第一名考上。在一高時我學了不少北京話,當時以一位廖姓同學爲首,幾個同學組織了「九光會」,常利用集會時間練習北京話,無論討論事務、上台演講都用國語表達。一高畢業後,當時日本各校對留學生比較優待,很多大學都接受保送留學生,我便以留學生名義申請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就讀。

㈡ 轉赴大陸

    京都帝大讀了一學期,由於我很喜歡旅行,放暑假時,便到北平找一高的楊姓同學。沒想到船至黃海時,就聽到收音機報導盧溝橋事件發生的事,當時很煩惱不知是否能上岸?後來勉強上岸到了北平,楊姓同學爲我安排食宿,招待我在北平住了七天。當時因局勢緊張,我只去了南海、北海遊歷,連故宫也不能進去。後來楊同學說事件很可能會擴大,認爲我留在北平很不安全,要我早點回去,於是我搭日本船回日本。臨上岸前,有日本特務跟踪,船到了九州門司又有人對我做全身搜查,發現我的同學名册,其中有熊斌的名字,熊斌是當時中國軍事委員會的軍令部次長,其次子是我日本一高的同學。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熊斌被派去北平與傅作義接頭,希望不要擴大戰事,可能因爲這個關係,日本特務懷疑我是中國政府派去日本做情報的。不過,他們怎麼調查,都查不到我有問題,便放我走了。我回京都的一路上都被跟踪監視,心裏很不舒服,加上事件一直擴大,我心想中日作戰可能是個轉機,假如中國戰勝,說不定台灣可以收復。

    隨後我拜託一位帝大的同學(也是我一高的同學),希望他帶我去中國參加抗戰。最後我經香港到了南京。我先去找熊斌,他好意要我先換名字,我的原名是林坤義,林忠是他替我取的,我在大陸時不敢自稱是台灣人,都說是福建人。後來熊斌介紹我去找楊宣誠,楊宣誠是海軍中將,曾參加過開羅會議,時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第三組組長。楊安排我以少校的名義到負責宣傳的第五部第三組工作,大本營位於富貴山的某個山洞,山洞很深,可以容納很多人。每天一早我去大本營上班,在那兒寫稿吃午飯、晚飯。晚飯後,便去中央電台對日廣播,廣播後回宿舍休息。在南京工作時,月薪約七、八十元,當時一個月的伙食費只要五元,所以薪水很優厚,可以過得很好。

    南京失陷,國府撤退至武漢,不久,我被派至規模較大的長沙電台,專門負責對日本及台灣廣播的事務。在長沙時發生過一件插曲,當時有一個台灣人柯台山正好在長沙傳教,由於那時他不會說國語,所以他和台灣往來的信件都用長老會系統的羅馬字拼音寫成,因此被(中國)懷疑是日本間諜,将他抓走了。官方叫我去看信,幸好我稍微懂一點羅馬拼音,我一看信的內容,就知是普通的信件,絲毫未涉及情報工作,我就替他說說好話,柯台山便被釋放了。我與柯台山見面,告訴他官方懷疑他的原因,他說他並沒做什麼,只是替教會工作罷了。

    長沙大火後,我們再遷到貴陽,不巧遇到貴陽大轟炸。後來重慶成立了一個國際電台,規模很大,中央便調我去重慶,我在那兒前後待了五年。

    我太太林錢韻(江蘇人)早在南京時經由考試進入電台當播音員,而後被派去長沙,在長沙廣播國語新聞。當時大陸內地沒什麼雜誌、報紙,都是靠電台播音,南京撤退後,就以長沙電台最大。我和她是到重慶之後才結婚。

㈢ 從台灣革命同盟會至台灣黨部

    當時很多在大陸的台灣人想要結合在大陸的台灣各革命團體,便在重慶籌組了台灣革命同盟會,那時翁俊明也專程從香港到重慶籌備,而李友邦、張邦傑、謝南光都當了台灣同盟會的委員,後來也組織了各地方分會。李友邦、李萬居那時都各自有負責的工作。我們都爲了台灣回歸祖國而努力。

    台灣革命同盟會並非如外人所描述的勾心鬥角,而是因爲難免有些人想當頭(像張邦傑比較喜歡出鋒頭),使得彼此的工作不太能配合而已。

    翁俊明在同盟會中算是資格最老的,所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朱家驊請他出來籌備國民黨台灣黨部。而且他是老前輩,大家也支持他。當時台灣黨部籌備處設在香港,劉啟光在那兒當祕書。翁看我爲人忠實,叫我當重慶聯絡處主任,主要工作是,當中央有指示時便和香港籌備處聯絡,當時爲了方便與香港的籌備處聯絡,也編創了一個電報密碼。等到我們覺得抗戰局勢好轉了,便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正式成立中央直屬台灣黨部,將黨部設在福建漳州,翁找我同去福建。當時委員之一的謝東閔在桂林廣西日報當編輯,我便親自押了一台收發報機到桂林找到謝東閔,然後一起上路,途中來到漳平的地方,遇到土匪搶劫,受了驚嚇,我[們便和漳平縣政府交涉,希望他們派人隨隊保護,後來覺得陸上實在不好走,改雇船從漳平下漳州。由於河水很淺,船常擱淺,遇到這種時候,我和謝東閔只好下去推船,想起這一段往事,還真有趣。

    黨部成立後,翁俊明擔任台灣黨部的主任委員,我的職務則是委員兼書記長,也幫忙做宣傳的工作;而丘念台則負責廣東、香港地區的工作;另也派人去上海。當時我們與台灣同志的聯繫,多是利用船員先聯絡廈門的工作同志,然後廈門的同志再聯絡台灣的同志。像藍敏和他先生就是我們派去上海工作的同志,而且藍敏曾利用他哥哥藍家精在日軍當空軍少將的關係,專程帶了電台去台灣,因此我們才能經由電台的聯絡,在台灣做了不少工作。後來藍家精卻以漢奸審判條例懲處,以其爲偽政府空軍之罪名,將藍家的土地予以沒收。

    當黨部正在積極進行對台事務之際,卻沒料到發生了翁俊明因日本間諜利用女工下毒而身亡之事(事後有人將食物殘渣給豬吃,豬也中毒了)。翁被暗殺後,由我暫代主委一職。但我太太認爲:翁已被日本特務殺死,我如留在漳州很危險,要我儘早回重慶。加上我之所以去福建,主要也是看在與翁的交情上幫他的忙。翁死後,黨部改組,新任主委王泉笙雖是外省人,但對於台灣的業務一直有接觸。而新任書記長蕭宜增則是客家人,爲人不錯,但我對蕭沒什麼好感,由於我和客家人做事方式不合,便辭了黨部的工作。我將職務移交後便回重慶,後來黨部的事我便不太管了。至於謝東閔當時是委員兼科長,他也就跟著黨部到永安(福建臨時省會),並沒有離職。

㈣ 台灣調查委員會

    我回重慶後,仍到國際宣傳處負責對日本及對台灣的宣傳。當時宣傳事務主要是針對台灣,也不特定什麼團體才可以來廣播,像革命同盟會需要宣傳,我們也都幫忙。我也常常請劉啟光、柯台山、謝南光、李萬居、謝掙強等一些台灣較出名的人士來電台,專門對台灣廣播。謝掙強原是台灣義勇隊成員,後被派到重慶做對台灣宣傳的工作,所以我常請他來廣播。此外,本人也去美國新聞處兼差收聽日本廣播事宜。

    隨著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對日作戰逐漸順利,這時重慶中央政府中央設計委員局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此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規劃日後接收台灣及訓練幹部等事宜。台灣調查委員會由陳儀出任主任委員,另如夏濤聲、黃朝琴、謝南光、游彌堅、沈仲九、錢宗起等也在裏面,故我和這些人都認識。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後,我便向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表示想去調查委員會幫忙,處長也答應我有空時可以過去。我於五月六日被派往調查委員會工作,所以我一天做了好幾個工作,一方面也是因內人剛生小孩,花費多,一方面也是爲國家犧牲奉獻。

    此外也成立了一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簡稱中央訓練團台幹班),有不少台籍人士參加,像連震東。我因爲國際宣傳處的工作太忙,每天都要廣播,並未參與。

    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主要就是設計如何接收台灣的藍圖。當時搜集不少資料,如果是日文資料,便將之翻成中文做爲參考,也曾翻譯有關日本在台法令等。在會內,我曾提議過:日據時期台灣的行政區制是五州三廳,而台灣與福建省比較起來,台灣的地方行政區比較大,是不是可以將行政區縮小,譬如台北州分兩、三個縣,新竹州也可以分爲幾個縣市。後來果然參考了我的提案。

二、接收台灣事務

    台灣光復後的接收工作由陳儀總其責,當時高雄地區接收委員是謝東閔,台北地區是連震東,虎尾、雲林地區則是謝掙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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