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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法章: 奉派赴外蒙參觀公民投票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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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文的原文是:

   「大总统策曰:超凡表圣,腾珠装宝饰之辉。幕义酬庸,重玉检金泥之锡。茂典逾於前代,同我太平。德音寄於行人,可使绝域。尔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慧契真如,业持正觉,阐三乘之旨要,为诸部所信从,植范遐方,承庥中土。迨民国之肇建,创五族以共和,前史未闻,始迟廻而有待,至诚所动,终翊赞而无疑。识大道之为公,情殷向化。始生民之至贵,戒懔佳兵。维翰维屏,率旧章於坛坫。如带如砺,申信誓於河山。既定誓书,爰行爵赏。兹以册封封尔为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於戏,远念苍生,尘劫长销於毳幕。善扬黄教,宗风益畅於龙沙。扩兹无外之规,进以大同之治。隆称弗替。新命其承。钦哉!」

    由以上的仪礼和策文,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和陈箓都没有折辱哲布尊丹巴,而刺激蒙人情感的意思,一切但求亲和,以期达到汉蒙渐成一家的目的。

    陈箓完成册封哲佛典礼之後,又与外蒙外务大臣车林多尔济(Tserengdorji)商谈,派使节前往北京报聘之事。嗣得哲佛及总理赛因诺颜汗的同意,於民国六年一月十日特派司法大臣车臣汗那旺那林(Nawangnarin)〖45〗,兵务副长额尔德尼郡王扎木彦多尔济(Jamyangdorji)赴北京报聘;但北京政府却仍按满清旧例认为是入贡专使。陈崇祖氏在他的《外蒙近世史》里说:「自清光绪季年以来,外蒙古怀不廷之心,擅停『九白之贡』〖46〗,政府以边局多事,不肯过事督责,竟至宣布独立。脱离中国。此次入贡,虽未按照旧例办理,然亦足以表示中蒙感情日趋和好。」

    陈箓氏又得外蒙自治官府的同意,派五十名卫兵,保护并护送佐理专员,前往乌梁海办事;但事实上却因俄兵占领,未能如愿。此外陈氏在任期间,曾与库伦官府交涉,取消汉人之人头税及房屋税,和平解决华军追剿「蒙匪」巴布扎布〖48〗,而进占外蒙车臣汗部游格吉尔庙(Yugojir Sum)的误会和冲突。在库伦大员公署之下设立词讼处,处理汉民词讼案件。并在库伦设立汉商的商会。总之这些都证明陈氏的成功,和蒙局的好转。

    陈箓到任未及一年,即屡请辞职,终於五年八月四日获准。他在任的时间虽短,但成就甚大,由他的和平、慎重、诚恳的将事,使库伦与北京间的关系日趋转好,为後日陈毅的「治蒙」,和库伦的「撤治」铺好道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袁世凯公布《蒙古待遇条例》,使一个民主国家,竟维持领土以内的封建制度。民选的总统可以锡封赐爵使王公世袭。外蒙进入自治之後,由宗主国的总统,册封哲布尊丹巴为「汗」——皇帝。认外蒙的报聘使节为「贡使入贡」等等,都是「乱了马蹄」的明证。也就是说北京政府虽说是五族共和,不以蒙古为藩属;但对蒙古的方策无一不蹈袭清朝的故智,而没有一套进步、固定,而有主义的方针,怎能期望蒙事能得彻底解决!

    陈箓辞职後,北京政府派遣曾在内蒙剿匪的骑兵旅长陈文运接替;但为外蒙所拒,理由是:曾在内蒙杀害蒙民。驻北京的俄使,也提出中国派驻库伦大员人选,应先徵得俄方同意的要求。北京政府乃改派李开侁前去,但他以亲老固辞,不肯接事。结果以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陈毅升补〖48〗 。

  二、俄帝对外蒙古的谋略和两者关系的逆转。

    我们已经说过,外蒙古动乱发生之前,帝俄不断鼓动它脱离满清的绊羁,好藉协助独立的美名,把它放在自己的套索之下。蒙古人真的行动起来,它却利用两面外交的手法,以中人的恣态,利用蒙古人对独立的要望,加强对他们的勒索,使中蒙双方蒙受损失,自己来收渔人之利。现在让我们把帝俄所施於蒙古和中国的策略,作一简短的检讨。

    李毓澍氏在他的《外蒙古撤治问题》一书里,曾引帝俄外相给驻华公使廓索维兹(I.J.Korostovetz)的公函说:「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们对华的其他政治问题上,是必须加以利用的。」和前驻北京公使,後来与外蒙签定俄蒙库伦条约的廓索维兹的自白:「如果没有我们参加,我们决不承认他们和中国的任何协议,我们宁愿自己来和中国商谈蒙古的命运。」〖49〗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帝俄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七年之间处理这一个问题的最高原则。廓索维兹氏在他的书里也留下帝俄首相郭可华滋(M·N·Kokowzew),在他来库伦定约之时的训示:「务必让他们知道,不是我们找他们,而是他们来找我们,因此按照我们的希望,承认我们的要求。对他们是有利的。蒙古人如不肯和我们一致,我们就叫他们把自己委诸他们的命运吧。」〖50〗这以後,俄、蒙间的一切交涉,都出於这个原则——勒索。

    由俄、蒙库伦条约商务专条,俄人所得自蒙古的权利,都是为争取支援独立,而付出的代价。俄人就利用这个既成事实,以不支持蒙古独立为饵,使中国承认它得知蒙古的非法权益。民国元年十一月九日俄使库朋斯基(Kroupensky)对外长梁如浩提出的照会,坦白显出两面敲诈的手法,他说:

    「俄蒙订结条约,实出於事情之不得已。俄与中国商议蒙古问题,叠经岁月,而贵国迄置於不问。俄国在外蒙之商业及其他种利权,因之大受影响,不可不亟事保护。且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提倡独立,自行政治,为外蒙实际上之政府,故俄国政府与之订进条约。惟措词甚慎,始终并未提及蒙古脱离中国之语。望贵国政府对於条件中之主旨,克表同情……如不幸而不得贵国之赞成,惟有设法维持条件中之主旨……其大概不外乎屡次与贵国提议之三端,即中国在外蒙不殖民,不驻兵,不派官是也。」〖51〗

    後来,中俄北京声明和中俄蒙恰克图协定,都是俄人本乎上述的基本原则签定的。以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空虚的宗主权,牺牲蒙古的独立,换取中国对它既得权利的承认。再以支持蒙古的要求为藉口,加强对於蒙古的勒索,而订立电信、铁道等等条约。

    合并内蒙,是库伦的最高愿望之一,外蒙军队进入内蒙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军火是俄人供给的,部份军队也是他们训练的,由於军火的限制,使他们虽然可以进入内蒙,但无占据内蒙的力量,一面要他们这样作,一面又劝阻外蒙进军。中国军队虽可在内蒙与蒙军周旋,但因帝俄的关系,不敢进入外蒙。这样正好造成内蒙混乱的局面。用它来威胁中国。对於外蒙则夸大宣称,华军杀害内蒙人民,激起仇华心理。同时利用恐怕有更多数内蒙人民被杀的心理,迫使外蒙当局,听它的支配〖52〗,感谢它的仲介,来造成仇华亲俄的空气。当赛因诺颜汗为反对帝俄承认中国宗主权,前来圣彼得堡的时候,曾给帝俄外相这样的一封信,说明在这种情形之下的重大让步。那封信说:

    「蒙古政府甚同意於中俄两国之希望,愿以三国会商解决蒙古问题,并深愿停止既不利华又不利蒙的战争,他已令停止军事活并令其军队退出所占各地。我深愿经过阁下,请求俄罗斯斯帝国政府将此意转告中国政府,并由外交途径,使他从速撤退其活动於我们同族的内蒙人领域之军队,如此则使和平谈判较易进行。如有可能,祈能满足此项请求。」〖53〗

    帝俄利用外蒙古对独立的愿望,由蒙古取得若干权利,利用出卖蒙古独立,换取中国的对它既得权利的承认,再以支持独立向蒙古勒索;但最後也就因此失掉库伦当局对它的信心。俄帝两面外交的手法,在恰克图会议中,表演得最成功;但廓索维兹认为,使蒙古人转向亲华排俄的,却也是恰克图条约不幸的结果〖54〗。

    据帝俄驻蒙代表的报告,北京中俄声明的成立,已引起蒙古方面对於帝俄的不满,甚至连亲俄派领袖,杭达多尔济亲王,都发了怒,反对参加三国会谈。当然更引起达赖喇嘛车林齐密特等人的激烈反对。蒙古政府深望赛因诺颜汗所率领的代表团,能在俄京得到对包括内蒙在内的,真正独立的支持〖55〗。这些希望,他在俄京完全没有作到。俄人甚至以不承认他的代表权来胁迫他接受俄方的主张;但又恐怕他空手回去,失掉人望。(这时他是亲俄的)。为维持他对俄国的好感,使他仅借到以俄国顾问作主支配,并有抵押的贷款三百万卢布,返旧库伦〖56〗。

    先是请俄人支持独立的希望成了泡影之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就想争取日本的支持。他本人曾想去日本,但俄人以在路上不予保护为词,阻止前往,後来日本南满铁路的总裁儿玉来库伦,表示日本希望在蒙古筑路并与南满铁道接轨。外蒙希望日本承认它的独立。结果哲布尊丹巴直接给日皇写了一封请求支持独立,及派外交代表的亲函。这封信经驻日俄使的运用,被退回来,使联日的计划也完全失败〖57〗。赛因诺颜汗在俄京时,曾把蒙古独立的经过和愿与列国建交的照会,送致各国驻俄大使公使,但没有回音。这些都证明蒙古愿在帝俄以外,多拉些外交关系,以巩固它的地位。但其失败,却使蒙人不能不怀疑俄人从中破坏。

    等到恰克图会议开议,中俄代表一致驳斥外蒙古要求承认独立之时〖58〗,使蒙人对俄非常寒心,等条约缔定,就更加恶转了。

    俄蒙库伦条约签定之後,虽然已有部份人不满意俄罗斯的背信;但一般人对於俄仍存幻想。我们从帝俄派驻库伦代表密勒尔到差报告中,一再看到库伦当局对他的热烈欢迎〖59〗。但这一个曾受过热烈欢迎的帝俄代表,渐渐引起了蒙古人的反感。据廓索维兹说,他是一个支配欲很强,而且对蒙古并不同情的人。与他同来的军事顾问那得希尼,更是卑视蒙古人,看不起活佛的。在三国协商之前,密勒尔就一再劝说库伦当局接受中俄北京声明的条件,在会谈中,他又与中国代表一同反对外蒙古要求独立的主张。可是在开会之前,他却和他们签定了一份铁路条约。再加财政顾问柯辛的官僚作风,和不合蒙人希望的财政计划,都引起蒙古人的厌烦。军事方面更是如此。结果使库伦当局,以节约为由,要求停止俄方派遣财政顾问,和若干军事指导员,并解散了完全由俄国顾问指导训练而受其指使的「蒙古旅团」。对於密勒尔个人的烦厌当然也不会例外〖60〗。

    在密勒尔滞蒙的三年之内,在他指导之下,在库伦成立了俄罗斯人殖民地自治制度。这显然是要把蒙古变成帝俄殖民地的明证〖61〗。密勒尔走後,接替他的是沃洛夫。他一直留驻库伦,到赤色政权代表到来为止。

  三、都护使陈毅的政绩和当时的环境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八月七日,陈毅(士可)接任库伦办事大员,一周後中国对德、奥宣战。这时俄国已经在东线上,被德国打得惨败,沙皇政府已为克伦斯基(A.Kerensky)的「民主政府」所代替。十一月布尔雪维克的「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混乱,对於外蒙古,在实际上已不能争取主动。在蒙古,这时,早对帝俄的代表、顾问厌烦了。且因卢布暴跌,使蒙古人心受了极大损失,正希望帝俄势力的退出。同时经过陈箓的一番努力之後,中蒙关系也正在一步一步的好转。陈毅凭他在蒙藏院,和曾任恰克图的顾问,及驻乌里雅苏台任佐理员的经验〖62〗,稳扎稳打的改善外蒙人对於中国的观念,最後达到了使蒙人请求撤消自治的境地。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但他的努力,以及库伦蒙官的合作,在那一段历史中,却是值得令人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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