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冲突逐渐得以缓解，人们正通过自身地努力来改变行为规则，实现更高层次的、以全民契约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时，社会道德才能与个体权利达到和谐与统一。社会公德正如出水芙蓉，上升到社会的首要位置。真正的道德意识和公共利益的思想，只有在社会实现了基本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全面的、真实的贯彻。然而，即使在一个基本上公平合理的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也决非是完全一致的，而是要依靠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自觉调节。利已主义尽管是一种人的本性，但当人们发现绝对的利已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危害，导致个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利他主义往往能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利益上使自己受益，便于工作，最终使暂时的损失得到补偿时，崇高的行为就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因而纯粹的利已主义就成了法律上的“稻草人”。
    当然，在一个人们还没有同时觉悟到利他行为的社会意义时，不道德的利己行为往往会使自己最先受益。这对自私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例如在世界多数国家都不再捕杀珍贵动物时，不道德的利己主义者更容易获得猎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对“是采取利已主义的行为，还是采取高尚的道德行为”做出选择。如果选择了后者，从眼前利益看，就可能损害自己，有利于他人；如果选择了前者，则相反。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人都面临着这种选择。如果我们的所有公民都选择了崇高的行为，那么整个社会的权利的冲突就会避免，公共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大家都会受益。但是，如果其中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总是从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他就会任意猎取公共利益中的好处。然而，这种好处是建立在大家受损害的基础上的，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如果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如此，那就是一种完全对抗的非理性社会，一种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的社会。
    这是我们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用自己的行为不断求证的社会道德损益公式。是要大家受益，这是要大家受损？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集体决策的功利观问题。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接受道德判断，接受社会文明规范的约束，努力促使我们的行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会一天比一天美好。

    但是从个人角度来讲，如果我的利他付出只是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得到对方的响应，岂不就处于竞争的劣势了吗？如果人人都这样想，社会僵局就无法破解。我们在许多利益冲突的谈判中所看到的局面正是如此。雷法认为：“当争议人过分贪婪和相互欺诈时，事情常常进展不妙，易于使所有参加者都会受到教训的情况是：如果他们不太贪心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他们就能共同受益。”（《谈判的艺术与科学》）
    我们对待社会道德问题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如果我们能共同建设一个公正、合作的社会，我们就不必为付出暂时的代价而懊恼。因为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历史，不断启动着自己的悟性。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付出自己的一份。但这在现实条件下还是相当有限的。当今社会存在种种腐败、不公，不能使道德行为得到回报。难道这不正是社会变革久久没有撕掉的日历吗？
    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应做出决择，我们应该为他人的利益做出多少贡献？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希望生存在一个富有建设性、自由合作的社会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大家应当在牺牲一些眼前利益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不应患得患失，坚持极端利已主义。虽然，有时我们不得不考虑社会或他人的回报，但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在公平合理的社会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体利益的保障，每个人都就为社会公共利益付出一点风险投资，能有一种让步、妥协和率先垂范的道德风尚，一种新的社会文明不就姗姗而来了吗？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如果我们在短期内付出一点代价，并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理性社会的公正性本身就包含着相互酬答的深刻含义。由此，每个人的投资就不再仅仅意味着风险，而是利益。我的这一看法丝毫也不想亵渎那些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
    一种崇高的道德付出，哪怕是点滴的，都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启示。“一方面，对于行动者，它减少了可见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它促进对方也采取类似的善行；而且这两种因素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民运圈子内部就更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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