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向21过渡的历史时刻，我们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一个由和平、自由、民主、合作、繁荣汇成的五彩光环，似乎伸手可得，但又相距遥远。人类社会已进入后对抗时代，但是我们的社会大机体内部还陈病在身，时代的创伤也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得以愈合。
    在旧文明社会走向死亡，新文明社会姗姗来迟的后对抗时代，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冲突时期，动荡与混乱是这个时期无法摆脱的阴影。在局部意义上，冲突较之对抗时代还激烈，欧洲巴尔干地区和以巴民族纷争以及恐怖主义盛行就是例证。这种由新旧交替所导致的失序与动荡，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旧的事物尚未死亡，新的事物便霍然而至；有时新的势态刚刚萌发，旧的势力又反扑重来，正可谓瞬息万变，反复莫测。
   

    后对抗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精神支柱瘫塌（信仰危机）；制度规则痉挛（社会不公）；道德伦理冲突（善恶颠倒）；话语环境混乱（语意歧义）。由此而导致人们的意识秩序、行为秩序和语言秩序三位一体的整个现实秩序的混乱。后对抗的世界，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对抗缓解，政治敌对趋和，武器消减、国防裁军；另一方面又使民族矛盾加深，地区冲突加重，恐怖主义兴盛。在已经过去的10几年中，无论德国以“优等民族”自榜，暴力袭击外国人的新纳粹主义抬头，还是奥地利极右势力进入政府激起舆论反弹，或是俄罗斯妄自称大，扬言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日里诺夫斯基曾赢得选票，乃至中国民间重提大民族主义，无忌“要准备打仗”，轻狂《说不》的劣俚言论行销市场，及其印度“RSS”原教主义声称“印度教第一”，不断发动针对基督教徒的暴力活动，以及日本“青年社”登上钓鱼岛进行民族主义挑衅和恐怖主义全球范围突起，无不体现了旧文明死亡时， 世界性的信仰崩溃、精神迷惘所酿制的思想错乱、认识颠倒和行为疯狂。
   
    无论东西方的物质基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如何差异，但在与宇宙合力演进过程中，总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旧文明步入绝路上的挣扎和新文明到来的阵痛，以及圆动工具和生产方式上的迅猛发展与人们传统思想、守旧意识严重滞后所导致的矛盾，乃至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与文化未能圆和而导致冲突的现实。
    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深藏于人们大脑中那些对抗性的死结完全破解。君不见操控“核公文包”的不是我们的双手，而是我们的大脑。真正威胁我们安全的并不是核武库里核弹头的积累和更新，而是植埋于人类大脑储之太久的对抗意识的繁殖和裂变。
   
    在欧洲，“柏林墙”虽然倒塌了，但仍有“北约东扩”；而在亚洲，则有半岛“三八线”，有台海分裂，有南沙之争，有印巴新一伦军备竞赛 。如果说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至今还保留着冷战意识的残余；那么东方世界的政治领精英们，至今还在对抗文明的死胡同里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