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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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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改革以来,尽管,中共官方于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浩劫”,这一定性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拥护,关于文革的记忆和讨论始终没有停止。但是,相对于文革灾难的广泛性、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而言,迄今为止的文革反思都显得过于有限。除了“浩劫”这一抽象定性之外,无论是官方文革史和民间文革史,大都把自己当作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受害者,而不敢面对自己的文革经历,更不愿承担历史罪责。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已经结束四十年的今天,对这场“浩劫”的真正反思还未开始。
   
   一方面,官方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用“四人帮”罪责来开脱毛泽东罪责,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罪恶。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不堪回首”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讲受害经历。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尤以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最为疯狂。但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如徐友渔),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为借口而保持沉默;还有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一说起红卫兵运动,大都沉浸在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怀旧之中。

   
   于是,出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作为“浩劫”的文革,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致使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
   
   比如,王友琴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和学生,在她最新版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讲述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事件;遇罗文先生的《大兴屠杀调查》和章成先生的《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记录了文革中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的集体性屠杀;但在那些决策者和杀人者中,至今无人出面承担罪责——哪怕仅仅是在道义上的知罪悔罪!
   
   红卫兵运动真的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吗?
   
   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不敢妄下结论。我想把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的一段回忆整理出来,也算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另类景观。
   
   2003年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鲁豫对叶向真的采访:《叶向真跌宕起伏的人生》。在叶向真的回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到她自己和叶家的文革命运,但她的讲述也是只讲受难而不讲荣耀,比如,她对自己作为红卫兵运动领袖的经历简单带过,而对叶家人遭到江青迫害的经历则讲得细致入微。尽管如此,叶向真还是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文革细节,今天读来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高级干部都糊涂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那时候也是陪同啊,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像章,大家到处都做这种像章,大家都要,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那些老人,也挺兴奋的,觉得这也挺好,但有一次,因为那时候首都的治安由他管,有一次回来,他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是接见几次,在天安门接见嘛,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很多金条,显然不是个别红卫兵的行为——作者按)
   
   主持人鲁豫疑惑地问:“为什么?”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叶剑英)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抄家时贪图金条的阴暗自私,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
   
   毛泽东要再共产新人,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动用何种手段,意欲彻底改造人性的运动都将以最终的失败而告终。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参与造反、吵架、批斗、打砸抢的红卫兵们,还反复强调当年的狂热是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完全是为了掩盖其真实动机,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为人性中的邪恶成分的尽情发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和舞台,特别是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权力的贪婪鼓荡起夺权争斗的惨烈,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激发出人的破坏性本能,是一系列疯狂而嗜血的暴行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
   
   对于毛泽东而言,要的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他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每个人都自我标榜为毛泽东的忠诚战士,而且是最最最的忠诚。实际上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无论是派别之战还是互贴大字报,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夺取权力,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是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文革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是毛泽东接受子民集体朝拜的地方,也是全民愚昧而邪恶的象征。遗失的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独裁制度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红卫兵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企图夺权的中共高干子弟;而文革结束后,他们大都随着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变成新一代权贵。所以,他们不可能否定红卫兵运动,更不可能反省和忏悔当年的作为。因为,还原真实的红卫兵运动,将对这些人的升官发财形成威胁。
   
   在此意义上,对反思文革的封杀,官方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绝大多数当年的参与者不愿直面自己的文革史,也是重要的原因。
   
   打砸抢中的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爱杀人,也爱金条。
   
   2006年4月29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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