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胡平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胡平作品选编]->[对刘宾雁作品、思想与角色的几点浅见]
胡平作品选编
·《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评介
·俞可平访美讲话小议
·中国人的心理恐惧--在纽约第二场"解体党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
·左派们也应该争取自由民主
·《物权法》透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读陈破空《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
·读江棋生《看守所杂记》
·如何解读中国的民意
·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别样的别样人生-观看《自由城里的囚徒》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从谢韬文章谈起
·推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写在反右运动50周年
·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在历史的漩涡中——读郭罗基新著《历史的漩涡——1957》
·贫血的经济学
·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时间祇能使邪恶升值”——反驳邓林
·听赵紫阳谈改革——推荐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人权与挨饿
·从“差额选举”谈起
·“中国奇迹”与社会不公
·说不尽的文化大革命
·从台湾“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谈起
·梦断未名湖
·从杨建利归来谈争取归国权
·从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文谈起
·毛派的尴尬及其前景
·赤裸裸的邪恶----读《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
·平庸恶的例证----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推荐《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软不下去,硬不起来——评中共对台新政策
·张林和他的作品《悲怆的灵魂》
·简评中共十七大
·要害是禁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简答“为什么要民主”等十个问题
·也谈“替富人说话”
·聚焦北京奥运、聚焦中国人权
·劳尔说: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
·一位公民记者之死
·民主与革命
·胡 平:犬儒中国——读胡发云小说《如焉@sars.come》
·美国为什么还没出过女总统?-
·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读胡风女儿晓风写的《我的父亲胡风》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推荐盛雪诗集《觅雪魂》
·大饥荒年代中国农民为什么不造反?----评介贾斯柏.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奇怪的示威抗议
·西藏问题之我见
·《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推荐丁抒先生《人祸》
·简评台湾总统大选
·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谈起
·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写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
·中藏会谈说明了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
·在纽约纪念六四会上的发言
·推荐《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
·人性伟大最凄美的体现──序周素子《右派情踪》
·怀念陆铿
·也谈范美忠事件
·面对六四——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从两本反右运动研究文集想起的
·从5.12地震漏报看中国地震预报机制
·又一起警民冲突
·京奥VS人权
·再谈如何解读中国的民意
·京奥模式必须否定
·中共为何又推出惠藏政策?
·Massacre(屠杀)与Miracle(奇迹)
·基督信仰在中国——读余杰新著《白昼将近》
·《请投我一票》观后感
·怎么能让梁朝伟演易先生呢?——电影《色戒》的败笔
·必须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了解《中国怎么想》
·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试谈大跃进中的吹牛皮
·不朽的遇罗克----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序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奥巴马胜选对中国的冲
·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如何启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驳“北京内幕: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
·《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新年致辞
·“美妙新世界”是怎样造成的?——瓦瑟斯托姆《中国的美妙新世界》评介
·《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有何特点?
·我的终身遗恨
·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谈谈《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白衣行动——请在六四这天穿上白衣服
·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反驳为六四辩护的一种论调
·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二十年前的今天——介绍《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对“白衣行动”的补充说明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对刘宾雁作品、思想与角色的几点浅见

刘宾雁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代表。不过,对於他採用的特定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对於他的思想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存有争议.这里我不妨对此略作分析。
   (1)关於报告文学
    刘宾雁的代表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都属於所谓报告文学.有人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提出批评,以为它不符合西方新闻规范。这种批评未免不得要领,因为在当年,正如刘宾雁多次指出的那样,作家的言论空间要比学者记者都大得多。《人妖之间》得不到省、地、县任何一级党委批准,不可能作为新闻通讯发表,更不可能上《人民日报》,可是当它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投给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却发表了。你可以说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在当年的形势下,偏偏是採用这种特定形式的文字能够最大限度地抨击时弊。不用白不用,我们又何必计较它的不伦不类呢?
    按照现今的一种分类法,文学可分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两大类。中国的报告文学大致可归入非虚构文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例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作者称之为"文艺性调查初探"(见该书扉页)。这不和"报告文学"一个意思吗?《古拉格群岛》决非虚构,但它又不仅仅是自传,也不是口述历史,不是採访录,不是调查报告,不是资料彙编,不是学术论文。和中国的报告文学一样,古拉格群岛也有点不伦不类,也是报导与文学不分;在《古拉格群岛》里,也充斥着作者的主观描述,感慨,议论,甚至还有对别人的心理描写。近些年来,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在西方都大行其道,因为它既满足了现代人对真实的需要,又富於文学的魅力。人们当然可以对非虚构文学这种形式进行批评,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2)关於社会主义情结
    刘宾雁有社会主义情结不足为奇。不少原共产国家的大名鼎鼎的异议人士都有社会主义情结.例如备受中国异议人士推崇的哈维尔。在77宪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哈维尔仍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概念,但他表示那不等於放弃了某些实质性的东西。1986年,在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谈话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对他本人所创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这段话对理解瞭解他整个的思想、立场(包括他当总统之后在别人看来也许是重要改变尽管实质上未变)有很大的意义.哈维尔说:"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向来反感那些过分固定的、因而从语义上讲也就失去意义的范畴,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们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生活越远.我在文章中不时地使用我自己的创造的概念,'后极权主义'、'反政治的政治'等,但这些祇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个具体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气氛中,为了某个具体的表达对象或某篇文章;我从未感到必须要重複使用它们。它们服务於具体情境中的语义目的,幷不是固定的概念。简言之,我不再称呼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幷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我的政治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理论或意识形态,或定位在改造世界体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是一个佩劳特卡、切尔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说到底,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期——每一个站在受压迫和受屈辱人们(即不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世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公正以及贬损人、令其服务於他人的人们,都把自己称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我不再使用这个词来表述我的立场。"
    刘宾雁不是理论家,他不曾对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给出过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言论中瞭解到他的思想脉络.刘宾雁在晚年不止一次表示他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的夭折甚感惋惜,可见他更欣赏的是杜布切克式的"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他曾经对来访的记者说:"人类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根本性的缺陷,但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难道最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声'我们选错了道路',再退回原处另寻蹊径?"。这使人想起来自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鲍曼后来定居英国,在西方思想界颇有影响,近几年来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他的不少着作。鲍曼说,在八十年代之初,他曾经对团结工会抱很大希望,他认为假如团结工会不受镇压,将把波兰引向他所喜欢的那种社会主义.可是等到八年后团结工会复兴,鲍曼却感到沮丧,因为他觉得有一种强大的趋势在把波兰引向他幷不喜欢的方向(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方向)。鲍曼和刘宾雁一样,他们既反感和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不喜欢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总希望还能摸索出一种第三条道路。和刘宾雁一样,鲍曼承认包括他强烈认同的社会主义计划的现代性正在走向失败。但是鲍曼希望致力於理解它为什么会失败,以便在其残骸中还能抢救出些什么。不过后来鲍曼幷没有花什么精力去研究社会主义,他把研究的问题转向了现代性和后现代。在我看来,鲍曼的转向很重要。它表明他们所感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其实不是所谓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问题,是后现代的问题.刘宾雁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晚年的刘宾雁更坚定地反对一党专制,更清醒地意识到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平台的重要性,这就够了。至於他的社会主义情结无非也就是在自由民主的基本框架下坚持一些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类似的主张,故而无可厚非。
    不错,倘若用西方的左右派的标准去衡量刘宾雁,刘宾雁应属於左派。虽然我也和一些朋友一样对西方的左派颇多微词,但严格说来这和刘宾雁没有多大关系.毕竟,刘宾雁是处在中国的语境中。米奇尼克早就注意到西欧左派知识分子和东欧知识分子(即共产国家的知识分子,幷不限於东欧的)的关怀有所不同:对前者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八九剧变之后,西方的左右派之分对我们也变得不重要了。如果说在过去,西方的左派由於不满於资本主义,所以有不少人会对社会主义想入非非,幷进而对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向往,那么到了八九之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即便不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起码也是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了大幅度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八九后的中国"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是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打引号,以示其与正版资本主义有别),事实上,今日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不社会主义(看一看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失业率之高,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匮乏,"领导阶级"沦落为弱势群体就够了)。所以,很多西方左派(例如已故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转而对中国持严厉批判立场。与此同时,西方右派对中国的态度也有变化或分化。右派比左派更认同资本主义,因此对毛时代的中国,右派比左派更反对。可是自从中国开始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后,不少西方右派便转而对中国赞赏有加,比左派还更甚。这就是说,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对今日中共政权的态度之分野,已经和他们的左派右派的身份不大相干。尽人皆知,在当今西方,最支持中共的势力主要是来自商界,而这些商界人士很多是属於右派的。
   (3)关於"第二种忠诚"与"刘青天"
    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影响很大。按照刘宾雁,第二种忠诚是敢於提出不同意见,敢於坚持正确意见,敢於和党内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但是也正如刘宾雁自己说的,"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 .这就免不了招致
   很多批评.不过依我之见,批评者多半是祇见其一不见其二。不错,第二种忠诚还是为了共产党好,但问题是,对於这种为党好,党自己吃不消。对极权统治者而言,一个官方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徒很可能是自己的敌人,而且还是那种特别难打发的敌人。就因为他们对你那套门面话太当真。我先前指出:专制统治的特徵是暗示。它公开说的未必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常常不公开地说.一旦人们要求它把公开说的兑现,或者是,一旦它感到它必须把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那一套公开,专制就走到了末路。这也就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
    分析起来,共产党公开讲出的话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要求你真的去照着做的,另一种却是不希望你去照着做,甚至唯恐你去照着做的。例如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敢於提意见,要"五不怕"(不怕降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问题是,如果人们真的都"五不怕"起来,专制统治者还有什么手段可以控制大家呢?刘宾雁《第二种忠诚》里的两位主人公以及刘宾雁自己,最后都被体制所不容,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刘宾雁被誉为"刘青天"。"青天"一词在今天幷非全是褒义.夫"青天"者,一是说你"青",一是说你属於"天",即属於统治集团.毕竟,祇有身居官位者才有可能成为青天。刘宾雁幷不是官而祇是记者,但他是中共中央党报的高级记者,在中共的干部编制内早就属於高级干部。应该承认,刘宾雁在当年能够接触到若干敏感题材,他的文章能发挥那么巨大的影响,那是和他在体制内拥有较高地位,他的文章能发表在中央级官方报刊上分不开的。在官方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印刷量大,覆盖面广,而且还会有一种超出文章本身的权威性:你的文章发表在官方报刊上,那说明你的文章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官方报刊的级别越高,文章的这种权威性就越强。《人妖之间》要不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而是发表在海外什么刊物,或者是发表在民主墙的某家民刊,其效果就大为两样。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是凭着那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一夜成名的,小说写的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是发表在苏联官方第一家文学刊物《新世界》上,而且是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的。
    在共产专制国家里,如果你借助於体制内的位置,借助於官方垄断的言论阵地,你可以比较容易地赢得更广大的名声,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但与此同时,你也就使自己的声音受限於当局的控制。如果鱼群祇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是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抗争,那个渔网就不会被突破,就可能永远存在下去。诚然,当着时机不允许的时候,借助於官方的言论阵地打擦边球,未尝不是明智之举;然而当着形势提供了开创自主性公共空间的某种机会时,我们却不去开创它而依然热衷於在官方的画地为牢中活动,那就是愚蠢的过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初我要对包括刘宾雁在内的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们提出批评的原因(参见我的《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