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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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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做垃圾清理工!

甘做垃圾清理工!

   -----芦文《鸟兽不可与同群──答东海先生》略批(二)

   前言

   芦笛于儒佛道一窍不通,却摆出一副大师模样大谈传统文化,所依据的尽是些从网络袭来的三流学者或普通网民错漏叠出的胡扯,真可谓门外谈儒千里远,梦中论道几重虚。多数学者略看一二芦文,都劝我不要再搭理,昨日又挨了台湾儒者皮介行君一顿痛斥:

   “儒者要做君子,要做大人,自有儒者的高傲气象,不可茍且。对于不够格的人根本不屑一顾,即使要批评其观点,也可以光论道理而不提人名。东海以大人自许,又为什么要给芦某人以同于大人的待遇?一论再论的宣扬芦某。以芦某的无知与不堪,反证自己之失格与纠缠。如此说来,东海君岂不也类同于芦某之愚?”

   老皮说得对,论学术之无知与品德之不堪,芦笛确实是根本不值得枭眼一顾。但老皮有所不知,由于文化的衰微和世人的孤陋,芦说(芦笛的胡说)在某些圈子里特别是“洋插队”的队伍中颇有市场。如果不论好坏,只论大小,其影响比起皮介行君来可大得多了。天可怜见,我不辞一论再论持续批芦,实在是不忍见网人受其误导也。

   见到垃圾绕道走,固然“自有儒者的高傲气象”,但面对学术垃圾化、道德垃圾化、世界垃圾化的趋势,甘做垃圾清理工,亦是拨乱反正弘儒卫道的一番热心肠。破也是立,破中有立,破歪理也是对正学的一种宣扬。当年佛祖说法四十九年,破了多少外道的邪说歪理,某种意义上说做的就是思想清洁工、垃圾清理工的工作,何况儒家,岂宜鸣高?至于芦笛之名,提提又何妨。人大不大,品高不高,不必刻意体现在这些方面吧,故意不提,反而小家子气了。

   《为芦笛疗愚!》一文刚刚批罢芦文《鸟兽不可与同群──答东海先生》之一之二,《鸟兽不可与同群──答东海先生》之三之四之五又出笼了。铲除垃圾的速度总是落后于制造垃圾的速度,奈何?且换把铁锹(换个标题)重新动手罢。

   一、关于《春秋》

   芦笛曰:孔子克己复礼的心事,完全被后儒理解了,孟子本人就作过连白痴都不会误解的解释:“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春秋乱世频频出现的臣弑君、子弑父引起了孔子的恐惧,他为此编篡了《春秋》,是为天子效劳,震慑潜在的乱臣贼子。

   老枭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确实说得明明白白了,芦笛的理解却是牛头不对马嘴。孟子说的是孔子以《春秋》代行天子之事(贬退讨),而不是编篡《春秋》为天子效劳。(正如他自己所说:“强奸孔子不足奇,强奸到这种南辕北辙的地步,那就应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诗书礼乐易每一部都是中华文化的大经大典,尤其是他晚年创作的《春秋》,实为改周制当新王、合内外通圣王之作。孔子作《春秋》,不仅是记述春秋时代的史实,也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就象继西周再开一个东周王国一样,故孔子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又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故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司马公明明白白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

   司马迁董仲舒都说过《春秋》“文成数万,其旨三千”,但流传下来的《春秋》仅万六千字,“其旨三千”已无从觅起。但公羊家总结《春秋》之旨(所谓微言大义是也。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仍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并且论定孔子为素王、圣王、先王、后王、制法之王等,论定《春秋》“作新王”。

   何邵公谓《春秋》“其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这也难怪。类似天子一爵说(意为天子非“天之子”,而是象公候伯子男一样,虽尊贵,亦爵位而已)等“微言”,在秦以后神化帝王的君主专制时代,当然是非常异议可怪的。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春秋》绝非芦眼里仅为一部编年史的“断烂朝报”可知。

   我曾指出,关于做学问,芦笛尚未入门,他关于中华文化的疏枝碎叶多不过从网上零星贩卖而来,根本没下苦功夫研究过几本正经著作。他回答说“<春秋>早就看过了,而且不止一次。所谓春秋笔法,就是为了克己复礼,强调的就是个上下尊卑,连这都不懂,当真可笑。”这话正好证明他不知《春秋》要旨,不知春秋书法,没读过《春秋》。

   我又劝他先好好读一些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余英时杜维明及蒋庆等人的作品,翻一些古代近代公羊学家的著作(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然后再来谈儒,不要老这样信口扯淡误导别人。他竟然反问“《孔子改制考》竟然是理解儒学的枢钥?你怎么什么笑话都能闹出来阿?”

   他不知《孔子改制考》虽然在学术上较为粗疏,但对理解《春秋》和孔学,亦不失为入门之书。说是理解儒学的枢钥之一,并不为过。《春秋》假借鲁史将人类历史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据乱世”必须讨大夫以确立绝对王权,“升平世”必须退诸侯,建立王权一统,“太平世”则贬天子,建立大同世界,故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写道:“《春秋》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

   二、关于“和同”思想

   芦笛拚命卖弄他的“小学”(文字训诂之学),但他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同”字的解释,恰自证毫无“小学”功底。记得他在芦文《从“大同世界”看最常见的国学陷阱》中卖弄他对“同”字的理解曰:既然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同”不是君子的行为规范,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大同”当成理想境界?

   结果招来村夫网友的嘲笑:连“同”这个实词的不同含义、不同词性、不同的成分都不懂。“连词性都弄不明白就胡说一气,岂有不闹笑话的?”

   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言,相关学者的翻译有“君子和顺而不苟同,小人苟同而不和顺”;“君子和谐,却不盲从附和;小人盲从附和,却不和谐。”等,我认为译得最好的是李泽厚:“君子和谐却不同一,小人同一却不和顺”(《论语今读》)。钱穆的也不错:“君子能相和但不相同,小人只相同但不和谐”(《论语新解》)。

   芦笛炫耀了半天“小学”,把这里的“同”解释为结党营私,把此言译为“君子礼让不争,但并不结党营私,而小人虽结党营私,却争权夺利”,大大偏离了老孔原意。就象一个自称武林高手者,一下场却变成了三脚猫。朱熹说“同者,有阿比之意”当然不错,但这是引申义,这里“同”的“主义”仍是“同一”、“一致”之意(却不是“同意”、“意见一致”,芦笛的理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另外,说“同”有结党之意,已极勉强,再从“阿比”中引申出“营私”、“争权夺利”之义,简直南辕北辙。“小学”云乎哉?

   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史伯)在议论周朝兴亡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时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齐晏子与国君的对话也阐述了“和同”思想。齐景公对晏子说:“唯据(宠臣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子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齐君说:“和与同异乎?”晏子说:“异……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中间一大段晏子以“和如羹焉”为喻,说明“和”是各种相互岐异甚至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平衡态(《左传-昭公二十年》)。梁丘据盲目苟同,唯齐景公意见是从,只是“同而不和”而非“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后来成为儒家重要思想,横跨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不仅是个人行为准则,而且也是政治原则,芦笛仅把它视为“孔子提出的个人行为准则”,芦眼看孔,把孔子看得忒也小了。

   对于孔子的“和同”论,古今析者纷纷,江西黄瑜君在《儒家“和同”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一文中阐释得较为透彻:儒家“和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精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以仁为本的“恕”道;第二,作为至德的“中”道;第三,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第四,作为万物和谐共长的“生”道。“恕道”体现了儒家宽容、涵厚的心胸与灵魂;“中道”体现了儒家深广、平静的修养与境界;“直道”体现了儒家坦然、实在的精神与情怀;“生道”体现了儒家和谐、生动的世界观和发展观。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根基,那就是儒家“和同”思想。

   “和而不同”与“大同理想”不仅毫无矛盾,而且一脉相承相辅相成。和而不同,就是承认不同,差别共存,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谐。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大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是对立和统一的整合。多元一体格局的大同社会,比起小康社会来将更和谐更宽容,更强调对多样性多元化的维护和尊重。对“和而不同”与“大同”的关系,北费孝通老先生的诠释最为形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根据《礼记礼运篇》的描述和相关儒家经典所阐述的主要思想推论,大同理想追求的不是文化、宗教、习俗的同一性,而是和而不同,以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不同的文化、宗教、习俗之间以礼相待和平共存。建立在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旨在实现社会和谐的一系列道德原则之上的大同社会,绝非如芦笛所描述的“五统一”世界。芦笛断章取义言不及义,肆意强奸孔学,笑熬“大同”,煞是可笑。

   所以,对于这一段芦笛一再炫耀的傻话我都懒得驳了,且揪在这里示众罢。芦文曰:

   我在旧作中指出,孔教的理想世界,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五个统一”,最主要的就是统一国民的思想。任何一个看过并看懂儒家经典的读者,都应该能同意我这一说法。孔子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政治理想就提示了这一点,更何况他还具体给出了操作项目,那就是著名的“四不准”,不许视、听、言、动“非礼事物”,任何一个有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来,那就是开了后世“五个统一”、“三要三不要”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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