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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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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002:叛逃(二十、二十一)

   

二十

   “现在想起来,真让人难以想象,你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杨大昌?”杨文峰冷笑着问。

   “没有,或者说我不记得,”李新生平静地说,“我主持过多次批斗他的万人大会,但每次他不是被涂上花脸,就是鼻青脸肿,哪里有机会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再说,我后来离开了草店人民公社,一生经历过的这样的事也不下百起,哪里都记得住?”

   “你的意思是,被你迫害的人太多,你都无法一一记住?”杨文峰的声音冰冷异常,连李新生也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他睁开眼,微微抬起头,提高声音说:“第六号情报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迫害什么人,这一点组织上已经有了定论,我们生活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大家都这样,怎么能苛责一个人?我说过,我没有迫害任何人,而且,你知道,在文革后期,我也被人家冤枉,甚至坐了一年牢,这些都在我档案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杨文峰说,“解放后你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不停给自己改名字,美其名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最早你叫李反右,后来改为李跃前,甚至在文革中你还改名叫李保林、李默涵,李维清——为此你差一点儿犯错误,于是你改名叫李新生,并想着这次改名才一劳永逸。没有想到,有人抓你的辫子,说你明明出生在旧社会,竟然取名‘新生’,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果你被打入监狱。好在文革很快就结束了,你得以平反,正因为你也被人陷害过这么一次,所以,你出来后摇身一变,又成为文革的受害者——我说的没错吧?”

   李新生只是用鼻子吱吱唔唔了几声。

   “其实,李新生,你自己也知道,你就像一条变色龙,不停地变换身上的颜色,你——”

   “你这样说有失公道,我那是跟随时代的脚步,用今天的话就叫与时俱进,我更不是什么变色龙,我永远是红色的,保持革命的本色不褪色,我都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李新生声音明显带着抗议。

   杨文峰用冷笑打断了他:“是吗?那么你肯定忘记了你档案里的材料吧?也难怪,你都写了那么多年,当然忘记了,可是我还记得。你记得你写的那些歌颂林彪林副统帅的肉麻的诗歌和散文吗?可是,那些你当宣传干事时写的赞歌的墨水还没有干,不争气的林彪就摔死了——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你的人生方向,甚至没有在你心中激起一点涟漪,这一点可以从你马上转向,立即用墨迹未干的歌颂的笔接着写讨伐林彪的檄文……不久之后,让我们怀疑人性的这一幕丑剧又在你身上重演,那些年,作为一个宣传部新来的年轻人,你使用浑身解数歌颂‘四人帮’,跟着他们摇旗呐喊,结果,当这四个小丑哐当入狱后,你摇身一变,声泪俱下地控诉得比谁都起劲,仿佛自己是被万恶的‘四人帮’陷害和耽误的一代,全然忘记自己也是帮凶……”

   “第六号,你是不是扯得太远?”在杨文峰讲述的过程中,李新生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他感到有些奇怪,这位一向冷静的特工有些失常。

   杨文峰也感觉到李新生怀疑的目光,他停下来,但忍不住又开口问道:“你真的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一生,也从来没有一丝后悔吗?李新生同志?”

   李新生看了他一会,小声说:“我都说得很清楚了,那不能怪我,我也是受害者,再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情况下才做的,何况,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也走过弯路,我们党也走过弯路,为什么我就不能走一下弯路——”

   “够了!”杨文峰喊了一声,仿佛他身上有巨大的痛苦迫使他喊出来似的。“你说得真好听,不是为了自己,你推得一干二净,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你甚至不认识、不记得那些受害者,就好像那位杨大昌,因为你的一个点子,一个思想,他被折磨了整整十年,当他死的时候,他拖着一条断腿,伤口已经痊愈,然而体无完肤,身上血早干了,然而,心还在泣血,他的内脏也因被反复暴打而没有一个是健全的——这样的人,你竟然连记都记不起来了……”

   李新生奇怪地盯着杨文峰,随即他眼睛里渐渐露出恐惧,他从眼前的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久远但熟悉的影子……他不敢想下去,只是更加仔细地观察眼前第六号情报员脸上的表情。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故意漫不经心地问:“请问,请问你和那个杨大昌有什么关系吗?你很同情他的遭遇吗?”

   “同情他的遭遇?”杨文峰冷冷地说着,嘴角竟然浮出一丝冷笑。“不,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遭遇!”

   李新生观察得很清楚,面前的第六号情报员在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撒谎。眼前的人根本不同情杨大昌,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李新生放下了紧张得跳到喉咙的心……

二十一

   杨文峰确实没有撒谎,他没有必要撒谎,因为他并不同情父亲的遭遇。

   有的孩子记事早,有的孩子记事晚,记事早的孩子四五岁就记得很多事,记事晚的孩子甚至无法记得十岁时发生的事。然而,像杨文峰这样三岁就记事的孩子肯定不是很多。至少,他的父亲杨大昌就绝对想不到坐在台下的三岁的儿子已经开始记事。那双童稚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好奇地盯住双手反捆、背上插个牌子、头上戴个高帽的父亲,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回避自己的眼光,他更不明白父亲犯了什么错,是摔破了花瓶吗?为什么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上台使劲抽爸爸耳刮子呢?如果我犯错了,爸爸只是轻轻打几下自己的小屁股……

   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岁的孩子已经记住了这一切,当然记事不等于懂事。那么,杨文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懂事的呢?话又说回来,什么叫做懂事?有的事你一辈子都弄不懂,那叫不叫懂事呢?

   他坐在第一排看到了一切,也记住了一切,可是他完全搞不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一个人宣布会议结束,之后要就是在父亲屁股上踢一脚,要就是朝父亲脸上吐一口口水。然后大家就一哄而散,父亲被人松了绑,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打扫会场留下的垃圾。杨文峰也会去帮忙,但往往是越帮越忙。等到父亲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打扫完毕时,父亲就过来紧紧抓住他的小手,一跛一跛牵着他离开。

   杨文峰那时虽然心中有很多不懂,但看到父亲的脸色,他什么也不敢问,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后来,再大一点,当父亲已经习惯了被批斗,也不再回避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开始试着问父亲一些问题。

   “爸爸,什么是特务?”

   “爸爸,你为什么要当特务?”

   “爸爸,我想到妈妈那里去。”

   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他记得从四岁到五岁,他不停地问问题,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给他答案,或者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让他值得记住的满意的答案。

   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给他穿上一套新衣服,把一个书包挂在他身上,牵起他的手,把他送到了学校。

   “爸爸,我不想上学,我为什么要上学?”

   父亲蹲下来,捧着他的小脸,用疲惫的声音说:“你要上学,好好学习,今后到城里去读书,去大城市读大学,还出国留洋,当一个有用的人……”

   “爸爸,我不想当一个有用的人,我想和你在一起,我也想当一个特务——”

   之后发生的事是他整个童年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父亲的耳刮很重,他被打蒙了,忘记哭,倒是蹲在地上的父亲捂住脸呜呜地哭了,看到父亲哭了,他更哭不出了,他伸手为父亲擦眼泪,连连说: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和父亲一起陪斗,但他却渐渐知道了很多事情,也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弄懂了很多以前不懂的事。 父亲宁肯让自己陪伴他挨斗也没有把他送到乡下妈妈那里,显然有他的考虑,后来他才知道,和妈妈一起住在乡下的哥哥姐姐并没有逃脱“特务狗崽子”的厄运,都受尽欺负,留下了身体残疾。他还知道了,父亲为了养大自己,不得不按照当时的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李新生的意思“坦白从宽”,很多罪行都是李新生从全国各地的间谍特务案件材料上抄写下来,整理成一份滔天罪行后让父亲直接签字认罪的。父亲为了留下一条命,也为了幼年的杨文峰能够长大成人,经受了非人的侮辱和虐待。按说父亲早就挺不住了,但父亲却硬是坚持到十年浩劫结束,坚持到恢复高考,坚持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他的手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考上大学后,父亲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多了,于是想告诉他过去发生的一切,杨文峰这才发现,父亲竟然还记得他五岁时提出的那些问题,父亲竟然想回答他那时提出的问题,杨文峰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父亲大可不必如此,他早在十岁以前就找到了答案。

   他没有兴趣听父亲的答案和解释,父亲看到儿子的反映,以为他忘记了,以为他不记得了,以为他忘本了——父亲很伤心,他揉着已经半失明的眼睛,数落起儿子,到最后他想起了那些往事,那些当时他不敢哭不能哭的往事,他哽咽着说,你不能够忘记过去,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那不是人能够经受得住的,我要走了,你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难……

   行将就木的老人擦掉浑浊的眼泪,吃惊地发现儿子那张脸,那是一张他早该注意到却一直不能理解不敢相信的脸——冷若冰霜,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得不到儿子同情的老人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眼睁睁看着面带冷笑的儿子转过身,迈着冷酷的步伐走了出去。

   他不是不同情父亲的遭遇,只是父亲的那点遭遇和他受的苦难相比,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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