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歌好坏以及风格好坏的评价都是因人而异的，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谁，没有几个中国人知晓，更不必说其著作了，这就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不同价值观念所导致的非正常标准的一种体现.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都未能逾越升官发财和扬名立万的模式，那些高雅的隐士也无不盼望“伯乐”的知遇，能有真正独立人格而进行自然化写作的实在寥寥无几！我不赞同也不会充当某个利益集团的文化打手，但也从来不愿把自己刻意标榜成一个似乎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人。

   　　任何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不需要别人赘述的，但不能因此而停止争辩，正所谓，“有辩论才有真理”，辩论是产生真理的必要过程，很多“事实”其实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如当今教科书对抗日战争的记叙，对韩战的记叙，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叙，对林副统帅死因的记叙，都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少有人去争辩的，缺少必要的争辩就必然将人引入一个指鹿为马的误区！

   　　诗歌只不过是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但诗歌的情感表现并不一定等同于诗歌创作者本人的道德水平，一个文学上造诣非常的人在道德上或许就是一个流氓无赖，余秋雨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对于新诗与旧诗，我们不能因其格式的不同而以相异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对于某些人批评新诗“西化”的言论，我们没有必要与他针锋相对，那样只会说明我们自身心胸的不够开阔。当然，新诗应当负起的使命并非就只有对传统文化单一的传承，更应该有对新文化的发掘和对传统中糟粕的摈弃！

   　　当下的中国颇流行浮躁，所以一些自以为是名流的人喜欢用玩弄晦涩来吸引人的眼球，这对于那些并无真才实学的人来讲，实际上是一种附庸风雅。一个优秀的诗人并非只懂得写诗，他同时是一个社会其他领域的热心关注者，因此，我们要想从诗人的角色上体现人生的最大价值，还是不应该对某些不良现象视而不见和听之，任之，当今很多诗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诗歌的边缘化只是在如今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止诗歌的创作，因为诗歌的原本目的就是为了表情达意，陶冶情操的，倘若我们的诗歌写作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我宁愿不写诗！

   　　写诗的同时就要做好迎接批判的准备，有时甚至还要做好进文字狱的准备，尤其是在写那些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很强的诗的时候。优秀的诗人都是寂寞的，没有寂寞就没有灵感，有人慨叹苏东坡的才为世屈，殊不知其才华的产生与他书剑飘零的人生际遇之间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