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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边界

   
   滕 彪
   
   有人批评这次为杜导斌的呼吁书(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解释的呼吁书)似乎是在作秀,他希望“在艰辛的宪政和民主自由之路上”有更多的体制内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体制外的呼吁(陈绪纲:《叫狗与咬狗》)。他的意思我明白:爱叫的狗大多是不会咬人的,不叫的狗反而会偷着咬人一口。他还支了两招:找代表在全国人大正式提出议案;以及让这些联名呼吁的人去给杜提供法律援助。我还算学过一点法律,知道在中国一个当事人最多能找两名代理律师,也知道在一个案件中并非律师越多越管用。在目前的选举体制下,能不能找到30个敢提出这种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心里没谱儿。退一步讲,就是提了案,能管用吗?山东靳士让先生的儿子被警察打死一案,几十个全国人大代表已经三次联名反映问题,工人日报等几家媒体也作过报道,到现在也没解决。“体制内”的行动当然也很重要,但要说联名的人没有想过这个办法,那就有问题了。
   知识分子作秀的事也见得多了,但要说这次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解释”的102个发起人以及支持联名的上千人是作秀,总觉得有点儿不近人情。发起人当中,有被监视的作家,因为这次呼吁,监视和跟踪措施可能变本加厉;有大学教师,因为这次签名可能失去教职,至少也要受到特殊“照顾”;有赚钱不少的律师,因为这次举动可能被吊销执照;有几次进出监狱的、更敏感的人物,因为这次公开的“秘密活动”,可能再一次失去自由——想想在一个只允许拥护的政府治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出现在公开信的名称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如果这也算作秀,那CCTV关于领导人的新闻我就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这次签名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标志,它表明民权运动更成熟了,比如注重时机、注重法律技术、注重媒介传播;也更多元化了,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等不同领域的人权同时争取,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区遥相呼应。越来越多的人克服了恐惧。逮捕网络作家,违背了一个普通人的基本良知,践踏了人类伦理的底线,而且也给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带来巨大的耻辱和危险。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一个心智健全的普通公民,我觉得沉默比站出来说话,要承受更大的痛苦。——不必讲什么更高的信仰和道德良知,我只是为了自己心灵不想受更大的煎熬而已。所以晓波老师给我发来Email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我给晓波的回信也谈了策略问题:怎样运作能起到更实际有效的作用。现在想来,这次呼吁行动至少有三个地方很妙:一个是,“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形成了共识。因此给当局的印象不是一小撮人在捣乱,而是多数人希望这个社会更理性、更人道而不得不发出的声音。第二,要求最高法院对刑法103条第2款作出司法解释,也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行动。不是谴责这一规定是多么邪恶和荒谬,多么背逆历史潮流,也不是直接要求废除这一条款,因此是一个极其温和的诉求:而且行动似乎暗含了对其统治合法性的默认——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典型的“体制内”的行动。第三,更重要的是,它狠狠地给当局将了一“车”:要么你顺应民主潮流作出修改,这可以大大减少公民因言获罪之恐惧;要么你不作出修改,在国际大家庭面前承认你的恶法、承认你公然作恶并继续作恶,这也大大地丢分儿。
   这样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公民行动借助互连网的力量产生了巨大反响,冲击了体制的“边界”。体制容忍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有用不断地言说来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王怡语),只有不断地用理性的、技术化的、有节制的行动来扩展我们自由的空间,只有对一切反自由、反人道的法律和行为作出持久的抗议、并且在争民主的时候也知道妥协和宽容(胡平语,“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我们才能推动制度的变迁和拓宽体制的边界。
   陈还隐约批评杜导斌应该更多地“关注应城本地的民生和自由”,这样,“会有更多的乡亲去理解和援助”。我也有点糊涂了。不用说人类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香港人自由的减损未必就和我们无关;也不用说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应城一地日子也好不了哪去;单看那些关注本地民生和自由的人,不是一样被害得很惨?写信控告乡长县长而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事,已算不上新闻了;独立竞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被阻拦、威胁、哄骗,还有穿不完的小鞋;维护上海拆迁户权利的郑恩宠律师,被粗暴地关进监狱;我所住的回龙观小区,几个维权代表刚刚被抓进去。不用提这些关注本地民生民权的人,那些仅仅关注自己那几年冤狱或几千块钱的上访者,不是一样被驱赶、被压制、被逼得死去活来。甚至不用提这些争取自己权利的上访者,就是那些放弃自己生命权利的自焚者和投河者,也被强迫接受死不了活不好的命运。——看来,我们的命运真的连在一起,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二分法好像有问题了。无论是公务员还是教师,无论是个体户还是农民工,无论是自由职业者还是监狱里的囚徒,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宽容和人道的社会,我们都希望“体制”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我们都希望走出专制阴影,共同完成体制的和平转型。什么是体制外的?我们的体制不能够包容他们的思想观念,那是他们的思想观念错了,还是我们的体制错了?什么是体制内的?难道一个人是体制内的,就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个体制的一切,参与这个体制运作所生产的“必要的恶”?
   一个不允许反抗的体制恰恰丧失了要求人们服从的义务。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些积极推进制度革新的人。在国务院里、在人民日报里、在中央党校里,都有独立的思想者和精神上的不服从者;很多律师、教师、记者或作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策略地推动某个制度的变革;甚至在公检法队伍里,也有坚持正义和基本良知的人,拒绝在某些案件中参与罪恶。杜导斌本人也曾是体制内的,他被捕前是湖北省应城市医疗保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收到不少上访材料,除了农民和下岗工人以外,也有一些军人、教授和国家干部。一个对体制外的人不予保护的体制,也无法保护体制内的人的权利。没有人可以永远呆在体制内,因为一旦你不拥护这个体制,立刻就会被开除、被宣布异己分子。把人群划成敌人和人民,这种苦头我们吃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划分让谁都没有安全感,因为决定谁是敌人、谁是人民的是实力。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二分法蕴涵着这样的逻辑:你们可以整我们,因为你们是体制内的;一旦我们得势成为体制内的、而你们成为体制外的时候,我们也往死了整你们。这是一种狭隘的亡命徒式的报仇心态,是陈胜、吴广、洪秀全的皇帝梦,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盗逻辑。——而且它隐含了对迫害弱者的承认,谁让我们枪杆子里头的那个“政权“还没出来呢?(在国际问题上是“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反动口号,挨打是应该的,谁让你落后呢?在这种思维下,永远不会有国际正义和国际民主。)
   我们绝不是洪秀全,我们也绝不需要洪秀全。我希望不再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因为人类的智慧早已创造了一种能够容纳不同思想、兼顾各种利益的体制。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罗素先生讲“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为我们彼此不同,世界才会多姿多彩;思想、言论、性格、行为是丰富多元的,活着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理论存在紧张,思维才有乐趣;文化存在差异,交流才有收获;利益存在冲突,谈判才有必要。大家坐下来商定一些基础原则,比如法治、分权、民主程序,通过这些原则,我们既可以解决公共事物的安排问题,又可以在私人空间里过我们想过的那种生活。“我们用点人头的方法而不是砍人头的方法来统治”。这就是我们应该为之努力的民主体制,而不是革命,革命,革革革,没完没了。被革了命的还想反革别人的命,革了别人的命的也害怕被人革命;所以两边都怕得要命,所以革命已经成功的和革命尚未成功的,都搞恐怖主义。
   我希望不再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天,我们的体制允许批评和反对,鼓励自由思想、独立写作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天,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在“体制”之内或之外,而是我们的智慧、心灵和创造力。
   
   2004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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