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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畏死”到“以死惧之”

     四五年前,我才头一回读到《道德经》全文。此前只是在各种文章中见到一些引文,比如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而治”之类。有一些文化人曾将其吹成千古第一经,于是我从网上将《道德经》打印下来,过了段时间抽空读了几遍。

     文中讲“道”的那些“恍兮惚兮”“玄之又玄”的道道没什么看头,倒是讲“德”的部分很有些出乎意外。在通读之前,印象中一直以为“无为而治”的道家是仁慈的,尤其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一名言早就听得烂熟。一读之下,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原文中的下一句是“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用白话说,就是“谁要是敢违法,我把他抓起来杀掉,谁还敢”,这当然非常符合一些人心目中的“法制”思维。下一段“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则是明确地说,杀人必须有分工,这更具有“加强法制建设”的味道了。

     这样,从前后文的逻辑联系分析一下,第一句就应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句“以死惧之”明明白白地透着阴森森的杀气,与以前听说的那种劝阻杀人的说法完全相反。这两种说法哪种才是真正的意思?

     从整段的上下文来看,如果是劝阻杀人,就跟下文的“若使民常畏死”矛盾。因为作者老子承认“民不畏死”的现实,而“若使民常畏死”是他设想的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状态,“以死惧之”则是作者提出的策略。否则何必要再进一步地阐述“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大谈杀人,而最终达到“孰敢?”的效果,不是“以死惧之”是什么?勇气本是人的第一品质,恐怖统治却是要消灭人们的勇气,达到“弱其志”的效果。“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纵观《道德经》全文,所谓“圣人之治”,不过是一方面对老百姓搞愚民统治,“虚其心,实其腹”,另一方面再加上恐怖政策,“弱其志,强其骨”;对于统治者,作者则用空洞的“道”和子虚乌有的“圣人”为号召和榜样,企图让他们自觉地“寡欲”而“不争”,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然后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对“领袖”倒是从来就不须也不会“以死惧之”的,而“圣人”自动地就会感化或者打败对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无非类似“时刻把老百姓的需要放在心上”的现代口号,“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更是与“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三讲”、“三代表”这些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领导干部们的要求没有二致,效果如何有目共睹。老子的灰灰徒孙们发展出来的用处女身体炼内丹养真气的秘法,倒也跟当今“密切联系群众”差不多,一个仍然自称“无欲”,一个则自称“工作”。

     道家愚民统治的理念在下面一段里得到充分表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而愚民的目标是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样老百姓就傻呵呵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艰苦朴素”,“越穷越光荣”,“以苦为乐”了。再加上恐怖统治的“法制”,老百姓“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对比一下,这样的社会,几十年前的中国就经历过。

     在愚民方面,法家就做得很彻底。商鞅说“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商鞅将那些“与时俱进”地为变法说好话的人统统发配边境,结果“民莫敢议令”。后来赵良劝谏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再发了一通议论请他温和一点,根本就牛不入耳。李斯焚书的目的更是彻底的愚民,不仅是对普通百姓,主要是针对知识阶层。儒家则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仍然还是愚民统治的思路。

     道家让老百姓“无欲”,是由於“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有“资产阶级情调”;而让老百姓无知,是由於“智慧出,有大伪”,“知识越多越反动”。由於相信人的欲望会有各种副作用,老子才要“存天理,灭人欲”,似乎这样就真的“无欲则刚”了。不过这种“圣人为腹不为目”的理想,怎么看都是将百姓当猪对待。老子所设想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听起来是“形势大好”“社会风气好”的古代版。后世儒教的道学先生们又捡起这套压抑人性的旧货,只不过他们自己就做不到。朱熹因“三陪小姐”严蕊不爱答理自己,就醋意大发,找个借口将别人关起来“扫黄”。还有些道学先生如张居正,更从道教弄些秘法,大炼“浩然之气”。

     跟道家观点“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相反,儒家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饥寒起盗心”,才符合现实。不过儒家“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云云,对政府运行并没有什么实际功能,又不合“寡人有疾”的国王们的胃口,在战国时期列国竞争时并没有市场。天下的学者出於平定天下的理想,多数不是墨家就是杨朱一派。

     但法家的“帝王之术”则充分发展了“以死惧之”这一手段,以严刑峻法来推行政府法令,很容易起到立竿见影的“富国强兵”的效果。这种国家机器的高效率与集权程度直接相关。在军队这种功能单一的组织中,“以死惧之”向来就是统军的主要手段。孙子靠杀掉吴王两个不听指挥的宠姬立威,就能让两百个宫女迅速地听从指挥摸爬滚打。国家的运行则复杂得多,人们要参与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有不同的利益关系,就会互相牵制。法家就靠严刑峻法推行政令,让人们处在恐惧中,人们就不敢异议,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

     生命是人存在的常态,在正常生活的人来说,并不会经常感受到死亡的存在,除非是灾害、疾病等造成周围有人死亡时,人们才会真切地体会到死亡。一般情况下,死亡带来的恐惧是无可比拟的。读者不妨自己想一想,自己有多少次体会到死亡的恐惧?恐怕屈指可数。而“若使民常畏死”却是要人们经常体味死亡的威胁!

     如今被吹捧到九天之上的商鞅变法,发明了一套连坐制度,将老百姓按家庭为单位一五一十地分割成小的单位“伍”、“什”,这就是后世保甲制度的祖宗,一人“违法”,其他人一同受惩罚。要想不受罚,就要检举揭发告密,“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秦律“不告奸者腰斩”。常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虽然当时已经有牵连家庭成员的制度,但连坐制度则更进一步,人们必须为家庭以外的人承当责任。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并且不知道会不会由於别人的问题而突然灾祸临头,处于长期的恐怖之中。对未知的危险所怀的恐惧,实际上远比对明确的危险所怀的的恐惧更强烈。

     法家虽说讲究“信赏必罚”,但赏轻罚重,小过错就会受到重罚。实际效果就是很少有人受到赏赐,而赏赐跟惩罚相比微不足道。商鞅变法时,立法的原则是轻罪重罚,“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其核心正是“以死惧之”。比如,商鞅制定的法律中有“弃灰于道者被刑”,刑罚是黥为城旦,刑期四至六年。比如盗采桑叶不值一文钱,也要罚役三十天。而且死刑用得极多。秦律的死刑包括戮、枭首、定杀、活埋、凿颠、抽筋、镬烹、磔、腰斩、弃市、具五刑、车裂、夷三族等。轻一等的肉刑包括黥、劓、斩左右脚趾、宫刑,再轻一等还有打板子、徒刑、罚金、剃头发、剃胡须等处罚。一日商鞅亲自到渭河边监斩,就杀了七百人,河水都染红了。后来李斯焚书的时候更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变法,其原因就是这次变法建立中央集权制度,顺应了权力这个巨兽倾向集中的本性,这也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条。这次变法使得野蛮落后的秦国成为一个军事国家,它跟后世的法西斯国家非常相似。

     中央集权制度使得君主有绝对的权力。变法之前秦的制度与后世欧洲相同,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国王的权力被分封到各城邑的大臣和贵族制约,无法随心所欲地独断专行。变法正如李斯所说:“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中央集权制度使得国君能够打破旧有的权力制衡,将权力集中在国君一人手里。

     中央集权制度还让国君能够直接干涉老百姓的私生活,即所谓“移风易俗”,“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人们仅有的一点自由生活空间也被剥夺。后世的“破四旧”“立四新”无非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本性,而且在更高一级的极权制度下,权力更是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去“破”、“立”。思想和信仰是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后一点自由空间,控制人们的思想是权力的终极目标。二十世纪正是极权制度盛行的时代,在极权制度下,独裁者就能通过宣传机器和恐怖政策达到这一目的。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各级官员都必须服从掌握最高权力者,因为有“督责之术”使得“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比如秦二世时,“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以至“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多少、税赋轻重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恩赐”。如果回忆一下“土改”“镇反”“肃反”及“文革”中各级政府滥杀的所谓“扩大化”,以及现在农民“负担”,或者“大跃进”、“开发区”圈地、“政绩工程”等,都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固有特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根据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各级官员层层加码,以表明自己是“明吏”、“忠臣”、很“革命”、够“左”。

     在此制度下,所谓“国家富强”,不过是让“明主圣王”“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故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那种认为秦国统一中国有利于和平的观点,完全无视秦国是当时最残暴、最嗜杀的国家,被各国称为“虎狼之秦”。《资治通鉴》明确记载:从公元前三四六年至前二三四年间,韩、赵、魏、楚等各国被秦军杀戮的就达一百六一万,除六万人外,其余全部是死于变法之后的战争,后六十年就达一百二十五万人,仅白起指挥下就杀死九十一万人!注意,这还只是不完全的数据,许多战争的死亡人数,包括秦国自身的死亡人数,并没有留传下来。这样一个血淋淋的统一,就是所谓的“潮流”“人民的意愿”?如果这种逻辑成立,为什么不让希特勒德国统一欧洲,日本皇军统一“大东亚共荣圈”?为什么各国不放弃抵抗来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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