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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失败的八九“民主”运动

  又是这个必须众人噤声的日子。

     十三年前,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枪声响后我也出于愤怒,上街示威和张贴标语。随着恐怖气氛弥漫,我不得不回到故乡。与城市的纷扰相反,乡村一片平静,人们对射杀学生和市民的行径虽然不满,却也不会有多少愤怒,因为这些事离人们相对安逸的生活太远。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形势完全相反,农民和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艰难、希望渺茫的时候,所谓的知识阶层却是普遍的麻木不仁,对当年的惨事要么忘却,要么“反省”,以“经济成就”来论证镇压的“必要”。近几年来,虽然农民和失业工人们短暂的示威和请愿越来越多,形势却显然是“一片大好”,起码统计数字和政府喉舌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人们“爱国”的本钱似乎更加丰厚。唯一让乐观的“爱国者”们不快的是,被定为“邪教”的法轮功还在不断制造麻烦,居然没有灭绝的迹象。

     时至今日,回想起当年的“民主”运动,不得不说当年的活跃人物和知识阶层,即政府称为“动乱精英”者,还有广大的参与者,有激情而缺信念,有冲动而乏理性,多口号而无组织。

     当胡耀邦去世后,学生自发纪念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人们将矛头指向“官倒”,这本来是正当的。但这种情绪毕竟很快就减退了。如果没有那个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就没有后来无法收场的运动。于是学生的目标又转向要求“平反”,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不是“动乱”。为了这一目的,罢课、游行、绝食等渐次展开。即使在鲜血已经流淌,党国彻底腐朽的今天,还有那么多人苦苦等待着“平反”的那一天到来。对此,我只能叹息。

     绝食原本是那一年南非学生采用过的,对中国社会来说,集体绝食还相当陌生。应该说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请愿方式。我反对罢课,当然更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绝食抗议的明确目标,因此对绝食运动没有好感。然而,由于政府的冷漠,使得群情激愤,北京各界开始大规模游行,表达不同的意愿,如新闻界的要求新闻自由的游行,其它城市的学生也逐渐情绪高涨。人们在这段时间里,有了表达意愿的机会,各种各样的述求都在街上出现。但这同样是出于激情,很快就会冷却。

     到了五月十七日,忽然传来消息说北京学生自焚,死了十几人,于是众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我当然反对这种极端的行为,但出于愤怒,我头一次参加游行。很快证实这是一个谣言。如果不是两天后发布的“戒严令”,人们的情绪早就消耗完了。于是,人们的目标又转向反对“戒严”、坚守天安门广场。全国各地的游行规模越来越大,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开始堵军车,而“民主”口号也更响亮了,美术学院的学生还在广场树立起“民主女神”雕塑。我跟周围的人一样,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结局。直到最后血腥镇压发生,我才再次上街游行,参加贴标语、阻挡交通、讲述北京的杀戮,跟众人一样,我满怀愤恨和绝望。几天后,谣言四起,说军队在向我所在的城市开进,再加上发生了凶杀案,人心惶惶,为了避免跟北京遇难者同样的命运,我逃回了故乡。

     当年虽然“要民主”的口号喊得山响,从发起者到自发的参加者,到底了解多少什么是民主?到了十三年后的今天,那些沦为“民运分子”的人,到底对民主的理解又比十三年前有多少进步?比真正争取乡村选举权利的农民们高明几分?何以在自己的组织内部还为几个空头职位相互仇视,丑闻迭出?何以枉费心智论证总统制、内阁制那个更适合中国,“发明”出各种古怪的选举方法,甚至试图证明复辟帝制更有利于“民主”转型?何以还有一些“民运人士”如此理直气壮,鼓吹权力转化为资本的“私有化”理论,为社会不公正辩护?

     虽然从“五四运动”就有“民主”的口号,八九年人们又再次明确喊出“要民主”的口号,但当年我对民主所知极少,也没有从运动中学到任何民主知识,当时没有什么人在普及民主知识方面下过功夫。我对学生运动的种种激起人们情绪的行为,如罢课、绝食、准备自焚等,都明确反对,当年如此,现在还是这样;对树立“民主女神”雕塑这样将“民主”变成图腾的作法丝毫不认同。到现在民主对绝大多数人还是空洞的观念,而当年人们在游行中的民主口号又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当年人们喊“民主”口号,无论是学生或是“长胡子”的知识阶层,还是普通市民,大都是出于激情,而不是出于信念。激情很容易熄灭,而信念则会常存。

     正因为人们是出于激情,所以镇压轻而易举地到达了“稳定XX年”的效果。知识阶层普遍地跟强权合作,新一代的学生则在“爱国主义”的指挥棒下翩翩起舞,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跟法轮功的坚韧不屈相比,当年发起“民主运动”的学生们是何等的软弱和善变。虽然我自己从那一天以后,不再相信党国的鬼话,但是还是按照要求写什么“反思”。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为什么就没有勇气拒绝合作?只能说,我跟大部分人一样,没有信念,所以没有勇气,多年的教育并没有为我带来可以值得骄傲的东西。“勇气是人的第一品质”,对比法轮功信徒,众多八九年运动的参与者实在值得反思。

     许多人当年勇敢面对枪口固然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以只身阻拦坦克车队的勇士为象征,举世敬仰。然而,仅仅这样是很不够的。直面死亡的勇气往往可以在极端的状态下凭一时的血气表现出来,而能在长期困苦中坚韧不屈的勇气则更加可贵,更有益处。这种勇气,在知识阶层中虽然稀缺,却并未绝迹。

     尽管一部分人确实将民主作为信念,但“民主”在当年、在现在都被当作口号。这种口号我并不赞同,因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人们对民主缺乏直接的了解,即使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民主也跟人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将民主作为旗帜来号召人们,实在是很空洞。何况当年“伟光正”将民主的幌子举得比谁都高。正因为空洞,民主作为信念并不能在普通民众中扎根。而以权利为组成的自由,则跟每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被盘剥、被侮辱、被蔑视的农民,作为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或许并不理解甚至不知道“自由”“民主”这样的概念,但他们对于自己权利被侵犯和践踏,有着直接和深刻的体验,虽然他们或许连权利的概念也不了解。但是在乡村选举中,农民显示了巨大的热情和智慧,并没有什么高“素质”的人来教导他们什么是民主和如何民主。如果不是以争取各种具体权利和利益为现实目标,自由和民主这样的概念将一直跟大众无缘。

     八九年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为那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场精英运动,其间学生组织还明确排斥市民尤其是工人的参与,虽然号称是“民主运动”,实际上跟民主没有实质的联系。缺乏最广大的农民的支持,缺乏市民的直接参与,缺乏现实目标和坚定的信念,这样的运动看起来波澜壮阔,实际上没有根基,所以才在镇压之后陷入长时间的死寂。学生也好,市民也罢,激情被捻灭后没有信念的支持,只能回到生计和现实的安全考虑中,忘却也就难免了。

     学生运动的不断升级,跟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即学运“领袖”们的诸多冲动行为有直接关系,虽然说是“民主运动”,他们在运动中却没有表现出民主的自觉,所谓的运动“领导权”总是不断被更加冲动的一部分人夺取。这种“领导权”原本是自发产生,由各学校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对松散的学生进行号召,对外发布声明,并在运动中联合起来。这一核心的产生没有任何可靠的形式,也没有权威,虽然宣称代表学生,却从来不是被选举出来的。因此,在这个小圈子中,谁的嗓门大、态度激进,谁就能夺取“领导权”,运动后期更涉及到大量捐款和物资的控制权。虽然他们也曾表决,却不能让决议付诸实施,激进一方总是要推翻决议自己来,发动绝食和后来坚守广场就是这样发生的。无论是示威、跪交请愿书、绝食、对话等等一系列活动中,学生“领袖们”非理性的冲动使得这场运动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也使他们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劝告和建议。即使在最后关头,也是候德健这样年长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果断,才避免了更惨痛的伤亡。跟一个强大而残暴的对手斗争,靠冲动而不是理性,只能以流血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有组织”“有预谋”也是一种罪名,学生们的松散组织当然成了判处“动乱精英”们徒刑的罪证。在运动中,“长胡子”的“黑手”跟学生“领袖”们都避免相互“勾结”,以避免“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但是,任何人群的活动如果没有组织,怎么可能有结果?懵懂的学生们就这样凭着激情、冲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失去控制的大运动。

     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学生运动也仅仅是学生运动,不可能超出大中城市的范围,不可能深入到最广大的人群中去,成了空中楼阁;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理性的建议不可能有影响,理性的领导核心不可能形成而作出理性的决议和行动;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虽然号称“民主运动”,运动中的学生和知识阶层却没有任何传播自由、民主知识的努力和能力,运动一经镇压即烟消云散,后来的学生群体却渐渐失去记忆,并成为“爱国主义”的主体,似乎鲜血都白白地流掉了;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这么多年以后,知识阶层中那些仍然在为民主奋斗的“一小撮”人,还是势单力薄,不能在危机深重的社会底层发生影响和凝聚力量。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南斯拉夫的学生组织OTPOR,他们在大学生中组织起来,用各种形式,如摇滚音乐会、传单、小组讨论等,向普通人传播民主知识和表达反对米诺舍维奇的态度,他们并不以获得政治权力为目标,也不避讳从境外获取资金。他们宣称能在成员被捕后十分钟包围警察局,但避免跟警察发生冲突,并劝说警察以获取同情。最有成效的是,他们劝说南斯拉夫的几十个反对派团结起来,作为大选中的一派跟米诺舍维奇抗衡。即使米诺舍维奇突然提前大选,他们也能在自己有影响的区域监票以防止作弊,使得自己一方的候选人顺利获胜。在米诺舍维奇企图耍赖时,他们跟工会一起发动罢工并号召全国人们向首都进发。他们号召警察和军队中立,使得人们顺利冲破封锁,到达首都包围议会,终于迫使米诺舍维奇下台。他们以天安门运动为鉴(由于南斯拉夫政府的宣传,他们也以为北京发生了“暴乱”),主张非暴力。在最后的示威中只有一人死于车祸、一人死与心脏病。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生却在支持米诺舍维奇这位“英雄”,这是多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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