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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朱熔基!

  不久前朱熔基到香港高喊“我爱香港”,又表演了一次激情戏。这种令人肉麻的口号,当年朱熔基到美国“消气”的时候,就曾经喊过,不过用的是英语罢了,而他倾吐爱意的对象则是美国和美国人民。作为中国的总理,跑到美国去“爱”别人的国家和人民,不能不让人反感。那么“人民的儿子”朱熔基,又是怎样“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呢?

     当今太上喜欢演戏,演的是滑稽剧,似乎颇有些娱乐效果,让人在开口一笑之余多活几年。而朱熔基演的是“主旋律”的“清官”剧,却很能欺骗一些善良的人。当年朱熔基喊的口号“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云云,让很多人热血沸腾,似乎苍天有眼,又一个包青天奇迹般地产生了,中国又有希望了。

     八九年朱熔基一曲“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给听说的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加上他被打为右派的经历,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他会有些正派的品格。但是不少清醒的人根本不相信什么“青天”,对这位横空出世的人物仍然“听其言,观其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青天”表现出来的,无非还是那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党国官员的共同特色。

     在作副总理主管经济时,“懂经济”的朱熔基对於过热的经济,不是对症下药地约束政府投资,压缩政府开支,制止政府部门参与市场经商,而是严令银行紧缩银根,收缩贷款,於是银行纷纷拿私营企业的贷款开刀,撕毁贷款合同勒令提前还贷,而朱熔基对国营企业的烂帐“三角债”却继续投入大量银行资金。结果中国经济活力所在的私人企业大量倒闭,经济迅速降温。从增长率的数字上看,似乎是达到了朱熔基期望的目标,于是朱熔基得到了“经济沙皇”的称号。朱熔基对自己让经济“软着陆”的绝技颇为得意,在记者面前吹嘘自己凭此足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正是朱熔基的这些得意之作,在后来使得中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可能复苏。

     朱熔基还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的民主“是个笑话”,又一本正经地保证将赖昌星从加拿大弄回来后“不判死刑”,明明白白地表现出这位总理对现代社会一些基本知识的见解荒唐,他自己才真正“是个笑话”。当然,同无能的李鹏相比起来,朱熔基非常能干,能干之处就在于非常能敛财、花钱,这就是所谓的“懂经济”的主要表现,也是朱熔基自豪的资本。正是因为能干,朱熔基极爱虚荣,听不得不同意见。为了他的面子,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惜一切代价”是朱熔基的口头禅。朱熔基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就是爱摆弄些数据,有时候一兴起就信口乱吹,比如二○○二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吹嘘本届政府“建设了九万五千万千瓦的电站”。实际上到一九九八年底,全国总装机容量才二万七千多万千瓦。人民网发布的全文,到后来又不得不将这句牛皮删掉。

     由於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农业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行业,虽说每年有四亿多五亿吨的粮食产量,平均到人头,产值还远不到一千元,但这却是在没有其它收入时,农民年收入的一个大头,同时粮食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从八十年代初开放粮食市场以后,国营粮站形成的垄断格局被打破,粮食相对自由地在市场流动,农民和市民都得到好处,这对农民的现金收入逐年增加有着现实的意义。

     朱熔基曾对全世界吹嘘,中国的粮食储备可以供中国人吃两年。后来却发现粮食系统有两千亿元的亏空,粮食储备几近空虚,朱熔基的大话才真正“是个笑话”。朱熔基恼火之余,就搞起所谓的“粮食系统改革”,试图重新恢复粮食系统旧有的垄断地位,再搞统购统销那一套,比如规定长途调运粮食必须通过国家粮站。本来粮食系统由於态度恶劣、压级压价、收购粮食后不给钱而给白条,深受农民痛恨;而私人粮食贩子由於竞争,会相对公平,出价总是高于国家粮站,更主要的是给现金,对农民增加收入少受气有着实际意义。再加上贪污、腐败,粮食系统在一九九八年就已经实际破产,地方粮站已经纷纷准备解散。由於朱熔基的改革,粮食系统起死回生,重新获得垄断地位,对农民变本加厉地压榨。这种“改革”由於逆潮流而动,经过三年多回光返照,最后不得不重新放开粮食市场。粮食系统的亏损累计达七千亿元。不光是粮食,棉花、蚕茧等农产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都曾有过国营和私营企业的价格大战,朱熔基重新垄断市场的“改革”,虽然暂时消灭了这种现象,但最吃亏的是农民。按照政府的数字,农民年收入的增长率立即大幅度下降到2.1%,受到直接打击的是原本活跃的农村经济。

     朱熔基的粮食系统“改革”和其它农村政策带来的恶果,就是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因此丧失了相当多参与市场并扩大市场的能力和机会。这不仅使农村经济萧条,对於城市经济也有着很大影响,因为农村同样是城市工业品的巨大市场。八十年代初由於土地承包制度、粮食市场开放,农民有了现金,就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初始动力,而农民本身也是改革后最早最活跃的商人,由此产生的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生机勃勃的力量。而九十年代暂住证、身份证等等强化隔离制度的政策出台,各级公安根据这些强化政策,“靠山吃山”,对进城农民进行盘剥甚至任意抓捕收容,更加上地方政府的超高额人头税,一方面掠夺了农民微薄的一点进入经济活动的原始资金,并增加了人身和财产风险,使得广大农民在经济活动中几乎没有机会,更不用说像八十年代那样迅速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农民购买力大幅度降低,直接影响到城市工业品的销售,这与经济萧条有着直接关系。没有购买力的人口,绝不会成为市场。对比一下八十年代的情况,农民只要有当地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各地经商而不会有失去人身自由并损失财物的危险,那才是农民大展身手的好时候。

     当然朱熔基可以拿出许多数字说明自己能干,比如二○○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一亿元,比上年几乎增加18%,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7.3%(国外专家以为实际只有3.5%)相比,高出好几倍,是一九八九年财政收入的6.2倍,而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则增加到5.6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一年中央财政收入达九千一百七十四亿元,是一九九四年的6.2倍,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到2.1倍,即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是同期经济增幅的几乎3倍整!再来对比一下,一九七八年全国财政收入为一千一百多亿元,一九八九年为二千六百多亿元,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幅度很少,只有37%;而同期经济增长则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2.71倍(不扣除物价因素为4.66倍)。由此可以看出朱熔基在为中央政府敛财方面,确实非常能干。风行一时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残暴的雍正皇帝被翻案、吹捧的一条主要功绩就是国库的银子增加了几倍,看来真是“与时俱进”,价值观念变了,朝廷越能聚敛越值得称颂。然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税收高速增长绝不会是好事。经济萧条时税收高速增加,只能说明商家和老百姓手里的钱必定减少了,投入再生产和消费的资金必然跟着减少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萧条。一些马屁代表居然大力歌颂每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争取二○○五年达到20%!老百姓还活不活?!

     在朱熔基管经济期间,他搞的改革之一是两税制,即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征税,地方税收分开征收,这与过去由地方税收上缴不同。这样,中央财政的口袋迅速鼓起来,而地方税收却大幅度减少,且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反馈却不成比例。另一项所谓的“改革”是财政下放包干。这包括县级和基层政府一方面必须上缴上级政府定额税收,而县级和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自己解决,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不管的。由於政府规模急速扩大,基层政府就对农民任意征税,残暴压榨农民,这是导致广大农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急剧贫困的直接原因。对於城市居民来说,每月八百元才会征收所得税;而农民无论老幼,无论有无收入,都是按照人头征收。正是由於人头税对老百姓极尽压榨之能事,贫者尤其无法承受,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不得征收人头税,中国在清朝也曾改为“摊丁入亩”,“人口滋生永不加赋”。乡、村级政府为了上缴财政,大量借贷,甚至借高利贷,不仅导致大量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处於破产状态,而这些强加在农民头上的债务,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的贫困。这才是朱熔基“成功”的税收改革的真实面目。这种税收改革,是以农民急剧贫困为代价的。对於农民的处境,朱熔基不是按城市居民的同一征税起点来对待农民,从而彻底缓解他们的税赋压力,而是准备将农业税率由5%提高到8.4%,从而将农业税额由三百亿元提高到五百亿元,以为他再发个文件什么的取消其它杂税,拨出二百亿元补贴一下,基层就不再向农民乱征税了。如果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而这样一来就解决问题了,那么农民不还是要出同样多的钱而没有任何改善吗?这种主意,未免太荒唐了吧?

     而将农村教育预算下放到乡级政府,更是对中国农村教育产生致命的打击。各种财政预算中,首先遭到克扣的就是教育经费,结果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迫使教师不得不采取养猪、在学校经商等对策来获取收入。尤其恶劣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公然逼迫教师去征税。而经费不足,地方政府就要求学校对学生收取高额学费,直接导致大批儿童辍学。直到最近,教育经费预算才被收回县级政府,教师待遇才因此有所改善。《南方周末》曾对一个县调查发现,在税收中分得最大一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教育的投入根本没有,县级财政只有9%。税收最少的乡政府则负担48%,其余全部由农民承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缅甸交界的地区,儿童纷纷到缅甸去读书,因为那边读书不要钱,饭也免费。注意,缅甸可比中国穷得多!

     朱熔基为了面子曾经表演过一场精彩的经济增长率为8%闹剧。由於夸下海口要将经济增长率达到8%,而经济偏偏有目共睹地不景气,朱熔基就将“保八”当成了全国的政治任务,年终时终於千方百计弄出个7.8%的增长率自欺欺人。而朱熔基对记者说,全国报上来的增长率数字都高于8%,似乎全国省级官员都说假话,只有他自己就没说假话。但是,从这些报上来的高增长率,又怎么能算出个7.8%?而这些说假话的官员受到惩罚了吗?没有!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下级官员纷纷说假话,只能证明上级官员喜欢听假话,至少说假话无害。朱熔基对全世界记者声明,江西芳林村小学的爆炸不是由於学校制造鞭炮,就是朱熔基公开撒谎的一个例子。学校成为鞭炮工场,恰恰是朱熔基税务和财政“改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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