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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多与少的辩证法

  当年毛皇帝的名言就是:人多好办事,死掉一半还剩三亿。这教导现在仍然是“爱国者”们要跟美国打核大战的理论基础。可见讨论多与少的辩证法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大约两三岁就会知道数量多、少的区别,终其一生,总要经常在多、少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可是难道世界上的事物仅仅就是多与少这样一个层次?      比如,外敌入侵,从山野村夫到庙堂重臣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理论:我们的人口比敌人多一百倍,难道一百个打一个还打不赢?宋朝的敌人从辽而西夏、金而蒙古,人们都有这样的疑惑。然而,上亿人的宋朝在大部份战争中都是失败的。其时,无论在接济、文化、武器等等方面,宋都远远地比这些对手先进,它们都刚刚从部落社会转变过来没多久,还是地地道道的野蛮人,然而宋却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为什么?这段历史给了那些持“落后挨打”论的人一个鲜明的反例。原来,先进也要挨打。如果看看欧洲历史,罗马帝国也一次次被北方的野蛮人击败并最终灭亡,同样要挨打。看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都没有什么优势,地域、人口、历史方面的数量优势并不能带来力量上的优势。

     再比如,常听到“伟光正”对“我党”如火如荼的腐败总是如此辩解:腐败分子从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好的。当年毛皇帝也曾说:工作中的缺点是九个指头跟一个指头的关系。所以,许多“党迷”在为党国政府的腐败辩解时也总是这样说。

     又比如,精英们为专制制度的产生是这样必然的:人们选择了专制,因此中国人只配拥有专制。进一步推论,中国这个民族素质太差,或者乾脆从遗传子方面证明中国人就是低劣民族。这里隐含者一个前提,即历史的道路是“大部份”人的“选择”。所以,根据自作自受的原理,中国人理应受专制苦。

     对于这样一些关于数量的观点,不妨先打个比方。比如,“大部份人是好的”,那么,长城塌了,大部份砖一定还是好的。所以,无论“我党”六千万党员中能举出多少焦书记、孔书记这类模范人物(假设这些事迹都是真的),也不能证明伟光正就能逃脱灭亡的命运。想当年唐山地震,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当然这些年各城市的“旧城改造”推倒的房子更多,这“大多数”的好砖自然被回收去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但这些旧楼都不存在了。如果嫌这个比喻不确切,那么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当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浑身上下里外一百万亿个细胞,一定“绝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还是好的,所以医院可以作移植手术,个人也可以预先立遗嘱捐赠器官,更不要说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盖帽和白大卦对“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教导的活学活用了。不过,“大部份是好的”并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实(无论采用脑死亡还是什么别的标准)。

     对于腐败润滑经济论者,这里还有个比喻,让美国农业部大惊失色的中国星天牛,会造成森林大片死亡,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一棵几百年的大树,天牛们能吃多少?万分之一还是十万分之一?“大部份”不是还没动嘛?黄山上的松树感染了从国外进口的家具带进来的松木线虫,大片枯死,以至“梦笔生花”早就不得不以塑料树代替。同样,这些更小的线虫吃得更少。

     对那种“主流是好的”观点,不妨拿中国大大小小的河流作比。比如淮河,看到那“一江黑水向东流”的壮观景色的时候, 谁人有取一瓢饮的勇气?尽管如果化验的话,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H二O。

     还有那种说“我国人民”的人权大部份时间都得到保障的观点。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要以猪的生存权来作比喻。农村养猪通常要养一年至一年半,在这段时间内,主人家不免要起早贪黑,无论风吹日晒,都要去打猪草,再细细地切,熟熟地煮,要保证猪儿吃得饱,住得暖。虽然年关时节,猪儿们总要挨上一刀。辩证地看,如果按天计算,则猪儿们至少在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时间之外,充份享受到了生存权。按照待遇来说,广大的主人们在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受到的那些被赞为“还是社会主义好”的“慰问”,实在不足以和猪儿们受到的“关怀”相提并论。如果再算上收“摊派”时节“主人”们心焦叹气或者练这功那法要面对的危险,猪儿们更要感谢地说“还是猪圈好啊,主人万岁!”。况且,如果实事求是地将猪儿们挨刀的时间单位换成小时,或者死亡过程的那几分钟,最好是刀子刺穿心脏的那两三秒钟,猪儿的生存权得到保障的时间百分比该是多么接近百分之百,完全可以将其写成100.000%。谁能说这不是事实?再说了,“猪固有一死,或香浓如红烧,或滑腻似粉蒸”,死得其所。当然,随着技术进步,比如现代化养猪,猪儿们出栏时间只有三个月,住得也远不如原来宽敞,饮食也被强迫,献身时改用电击,没有机会高唱最后一曲。这都是现代化对猪权的严重侵犯,不仅是生存权,还包括发展权,你看它们长得一点肥肉也没有。

     说了这么多比喻,还是回到正题上。由个体组成的集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个体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整体只是个体的集合。这时候,整体的某种性质是个体特性的加权求和。比如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就是这种效果。各江河的毒水虽然“大多数”分子还是水份子,但其中有毒物质的权重超过了限度,就无法用“大多数还是好的”来辩解了。猪儿生存权问题也一样,只要有被侵犯的时候,无论时间多么短,求和的结果都是一样,即所有的猪都没有生存权。

     比如“我党”,号称六千万,依然“伟大光荣正确”,进一步“三个代表”。假如简单地说其中“大多数还是好的”,这可能是真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其中“大多数”并没有什么权力,这种简单求和无法求出问题的真相。假如设定一个权重系数,一个人只能控制自己的钱包时,其权重系数为1,社会上的单身汉、“模范丈夫”大抵就是这种情况;而陈希同同志则控制着北京一千几百万人的钱包,所以其权重就高达1.3千万,这个时候,一千个百姓、一百个“我党”的一般党员腐败一下,都不能跟陈希同同志相提并论。假如只考察权力结构时,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和普通党员的权重系数都是0,只有那些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公仆”,才有大大小小的权重系数。这个时候将“党国”的腐败总量算一算,结果一定不会让人吃惊,所谓“大多数还是好的”的说法一定不成立。民谚云:“当官的全枪毙,必有冤枉;隔一个毙一个,太多漏网”,这虽然夸张,但离实情不远。

     不过这种加和式的关系还不是真实的状况。对于有机的整体来说,其组成单元之间有着各种联系,组成了系统。这时简单加法就不成立了,对系统的通俗描述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一旦组成了系统,各个组成单元就不再是简单的构件。

     比如一栋房子跟建房所用的同等数量的砖瓦、木材、管道、电线等等材料不等价。一个人也不是跟肉摊上陈列的皮肉、骨头、内脏等等相当的“一百几十斤肉”,不是可以造几颗铁钉、多少盒火柴、多少化肥等等产品等同的化学元素,当然也不是一个个可供加减、“死了一半还有一半”的数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跟相关的人组成一个有着复杂联系的社会,每个人的行为和状态都对与其相关的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都有着自己的痛苦和恐惧,都有着自己的欢乐和幸福,都有着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正是这些不引人注目的亿万小人物,支撑着社会、文化和文明。每个人都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和建设者,大量个体的消失,就会引起社会及其相应的文化和文明的衰败。区别各个社会的标志,就是这些社会的文化,文化是社会的核心。社会的人口,不是圈中饲养的猪群,屠宰一半,还剩下一半继续繁殖,重新填满这圈。

     同时,社会中各个体之间依靠信用、道德、风俗习惯和法律等等维持相互关系,维持社会运转。当这些被突然打碎时,社会就趋于混乱甚至崩溃,直到新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正如房子塌了,大部份砖头还是好的,社会崩溃了,大部份人也并不是坏人。不能以“还有好人”来为社会混乱辩解。

     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是否能良好运行,完全取决于官员的管理水平。在中国历史以来的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各级地方官员没有分工,都是一个官员控制行政、司法、税收、农业、教育等等所有的范围,这些官员对于所有的管辖范围都是外行,没有专业训练,只知道经书上的内容,除极个别人会研究一下,绝大部份官员都只是学习和遵循官场的惯例,对具体事务的处理完全是靠各自的喜好,并没有规范的程序;中央政府的官员虽然职位上有所分工,仍然对所有事务都要过问。所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能形成起码的行政管理、司法、财政管理等等所有跟政府管理有关的理论,不能建立完备的司法系统、立法系统、税收系统、财政管理系统、公共教育系统、邮政系统等等专业化的政府管理系统。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管理能力低下、社会组织动员效率低下、信息收集和传递能力极低、专业人员培训的能力极低、自我革新的能力几乎没有、维持社会起码公正的能力几乎没有、保持政府官员和吏员清廉的可能为零。这样的政府管理的社会,只可能在周期性的重建、动荡和崩溃的交替中挣扎。所谓的盛世,不过是大规模战乱杀戮之后,人们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的一段平静时期。一旦社会恢复繁荣,财政增加、事务繁杂、兼并剧烈时,这套政府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转,社会又开始走向崩溃。如今党国虽然学到了点政府运转的皮毛,但其病根还是一样。要看这种政府的气数还有多少,不是看有几个清官,而是看它是否还能运转。那种以为腐败是经济润滑剂的观点,就没看到腐败只是社会解体的润滑剂。

     如同开篇的比喻所说,一棵大树被天牛咬死,并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将树干中输送养份的管道切断了,使得整个系统不能运转。同样,贪官污吏造成社会动荡并不是由于他们贪污了多少钱财,而是由于他们破坏社会公正、破坏经济运行、破坏了政府职能的运转,使得社会、经济、政府这些系统趋于崩溃。而且贪官污吏的级别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独裁者发昏破坏整个系统,崩溃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杨广、蒙古皇帝、毛泽东等。

     认为“落后就要挨打”的人,不妨看看中国历史,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前,至少世界各国还将中国看作次强国,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让中国沦为殖民地,各国还是争着跟中国做生意,清政府买的军舰在当时的世界上,比“核心”现在买的武器在当今世界上,要先进许多。清政府跟外国打交道几十年,居然不知道世界的形势和惯例,鸦片战争过了二十年,对国际惯例仍然一无所知,到了条约到期时,又拒绝各国在北京设领事馆的要求,真是欠揍。打起战来又要俄罗斯调停,被骗走了大片土地还满心感激。不过这并未让中国沦为末流弱国,甲午战争才让世界看清,中国原来是如此一堆破烂,根本就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地位才重新爬到二流国家的行列。清政府没有了解世界、自我革新的能力,原因之一就是管理系统极其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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