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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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大陸的人權律師和“政法系”的形成

   對于大部分律師來說﹐“維權”或立志捍衛法律的正義﹐已在心底退隱為一個越來越遙遠的事業。

    一﹑被捆綁的大陸律師

   大陸律師的普遍困境﹐是評述大陸人權律師事業的第一個背景。年初﹐一位律師朋友聊天時說﹐北京的律師去年被殺的二人﹐自殺的二人﹐死亡率超過除黑社會以外的其他社會職業集團。山東著名的人權律師李建強﹐最近准備出版一本書﹐標題就叫《律師﹐一個危險的職業》。如果重新編纂《魔鬼辭典》的“中國律師”條目﹐就該這樣定義﹐所謂律師就是危險性僅次于被告的一種人。

   維權律師的困境

   有句俗話說中國的監獄﹐叫做“風都吹得進去﹐牛都拉不回來”。在大陸﹐律師想為被告做牛﹐就等于把自己和被告的風險綁在了一起。到頭來﹐一陣風把牛都能吹進去。上海為拆遷戶維權的鄭恩寵律師就是這樣被吹進去的﹐陝西為油老板維權的朱久虎律師也被吹進去了。這兩個案子﹐說明當今中國的主要沖突不是貧富間的社會階層沖突﹐而是共黨和社會的沖突﹐官府與民眾的沖突。你為窮人辯護要抓你﹐你為富人辯護一樣抓你。

   在中國官方的律師網﹐西南政法大學一位副教授也憤然發出呼吁﹐聲稱“朱久虎律師的遭遇讓我們感到恐懼”。因為這種局面並非只在人權律師和所謂政治敏感案件中出現。“被風吹進去”是中國所有律師腦門上一柄隨時會落下的利劍。這把劍對鄭恩寵來說是“泄露國家機密罪﹐對朱久虎來說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對其他一些人權律師來說更可能是任何一種法律或非法律的手段。如用流氓手法騙走搶走郭國汀和李建強的律師證。

   但對一切刑事案中的辯護律師來說﹐有一柄共同的劍就是1997年刑法第306條﹐俗稱“律師偽證罪”。在大陸的刑事訴訟中﹐由于證人一般都不出庭接受質證﹐庭審成為一種形式﹐審判在本質上還是“書面審理”。于是﹐只要律師提交的證人證言和公訴方提交的不一致﹐檢察機關便濫用306條﹐以律師偽證罪逮捕辯護律師。甚至囂張到庭審還未結束﹐公訴方就在法院外面把控方律師抓走了。

   中國司法制度的悲哀和荒誕莫過于此。幫助公民捍衛權利的律師﹐在公訴機關面前﹐卻淪落為全社會最弱勢的一個職業群體。當張思之律師和莫少平律師說﹐“我打的官司沒有一件是贏了的”。我們知道這樣一種悲哀﹐知道這是法治秩序中一個被撒旦看守起來的死角。因為他們都是為政治異議人士辯護。全國幾十萬律師﹐敢接這種案子的﹐據我所知絕不會超過20個。但某種意義上更可悲的是﹐和政府抗辯是輸得起贏不起的。輸了還好﹐贏了風險更大。306條這一殺手的存在﹐導致了律師界的下列局面﹕

   1﹑新刑法頒布後近十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500多名律師入獄。其中高達300人左右是因為“律師偽證罪”。律師界和學術界的一般看法﹐都認為這300多起案子大部分是冤案。其中最令人心冷的例子是昆明律師王一冰先生。歷經兩年牢獄之災﹐二審終于被宣告無罪。王律師出獄後萬念俱灰﹐從此削發為僧﹐遁入空門。此事在律師界引起極大轟動﹐也令無數懷抱法治理想走出法學院大門的年輕律師心如死水。

   2﹑這種局面下﹐大部分律師選擇了不接受刑事辯護。有一則黑色幽默廣泛流傳﹐“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萬別當律師﹔如果你要當律師﹐千萬別辦刑事案件﹔如果你要辦刑事案件﹐千萬別取證﹔如果你要取證﹐千萬別取證人證言。如果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報到吧”。目前在大陸﹐絕大部分被告在法庭上都沒有律師。有律師參與的刑事案件不到30%。以北京為例﹐律師人均辦理刑事案件在1990年是2.64件﹐到2000年下降到0.78件。而且這一比例在提倡法治進步的今天﹐仍在不斷的下降中。

   3﹑辯護律師的這一慘淡局面﹐與律師行業本身的高收入前景﹐對大部分律師形成尖銳的沖擊。他們將重心轉往經濟民事案件﹐同時也將曾經的理想主義和心底的悲涼收藏起來。律師的整體社會形象也持續下降﹐民眾對律師的唯利是圖傾向開始不滿。另一方面﹐當局卻極力的慫恿和鼓勵律師的這一傾向。如某省司法廳長在律師大會上就公開鼓勵律師多掙錢﹐少管“閑事”。

   盡管律師這個職業本身就是專為他人維權的。因此有人不贊同“維權律師”的說法。但對于大部分律師來說﹐“維權”或立志捍衛法律的正義﹐已在心底退隱為一個越來越遙遠的事業。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對自己的職業感到屈辱﹐在心底認同自由價值和法治精神﹐認同像張思之這樣的律師才是真正的大律師。在2003年﹐李建強在中國律師網發起“廢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公開信”﹐很快得到一百多位律師的簽名支持。這些簽名者是法庭上滔滔不絕的大多數。但他們只是暫時被壓制的影響中國未來的力量。

   律師維權的困境

   做為他人維權的律師難﹐做一個為自己維權的律師﹐甚至也難。盡管大陸的律師已不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但他們仍然被捆綁在行政部門和官方律協的官僚體系下﹐仍然和當局藕斷絲連。遠遠不是具有獨立地位的自由職業者。一個連律師都不能獨立的時代﹐又遑論法院和法官的獨立呢。

   其一﹐律師沒有執業的自由。至今中國不允許律師個人自由執業。而被約束在合伙和審批的准入條件下。此外﹐絕大多數省的司法廳局在缺乏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向律師收取“保護費”。每年的“年檢費”和律協會費加起來﹐高達每人4﹑5千元。

   其二﹐律師沒有結社自由。從拿到律師證的那一天開始﹐每位律師就自動雽儆诼蓭焻f會。這個協會不需要你申請﹐也不准你退出﹐還要每年收取千元以上的會費。這樣的協會本質上就是黑社會﹐收的也是保護費。律師不能組建自己的工會或其他任何團體。一個律師朋友曾在茶樓辦了個“律師俱樂部”﹐一周之內就被勒令關門了。目前一些地方的律協也做一些維護律師利益的工作﹐就像中央電視臺罵個把個縣還是罵得起。如去年四川射洪縣的律師何紅德因“律師偽證罪”被判刑﹐四川律協就提出了抗議。但在多數時候﹐律協就和所有國家單位裡的工會一樣﹐本質上仍是一個官僚機構和政府的二奶。

   其三﹐律師沒有接案自由和辯護自由。在所謂重大案件中﹐司法局和律協一般都會出面做工作﹐對律師接受案件﹑律師的辯護意見和辯護策略施加壓力﹑提出要求。譬如不准作無罪辯護等。在接案問題上﹐因為不能個人執業﹐律師在理論上也沒有選擇權﹐選擇權在事務所。盡管多數情況下幾乎所有人都“私自接案”。但“私自接案”名義上是違法的。

   2001年11月10日﹐洛陽的李蘇濱﹑李午汜兩位律師接連打破這種局面﹐成為全國第一個狀告司法行政部門的律師。由此掀起大陸“律師維權運動”的先聲。這兩個案子有幾點﹐和王一冰的出家為僧一樣﹐顯出大陸司法現狀的令人心寒。

    第一﹐李蘇濱狀告司法局亂收費﹐提出訴訟後不久﹐司法局就宣布對他暫緩注冊﹐停了他的飯碗。

   第二﹐李蘇濱繼而狀告司法廳﹐但河南上萬名律師﹐竟然找不到一人願意擔任他的代理人。最後只有一位自學法律的企業老總﹐願意站出來為律師維權。這是中國律師史上如何荒誕而悲哀的一幕﹗

   第三﹐盡管此事一時間令洛陽紙貴。但幾次開庭當地竟然沒有一位律師敢去參加旁聽。李蘇濱案開庭﹐只有李午汜一人旁聽。李午汜案開庭﹐只有李蘇濱去旁聽。兩位律師相互支撐﹐孤獨至此。

   第四﹐2002年底﹐李午汜終于打贏官司﹐隨即被所在事務所以“宣揚封建迷信思想”為名開除﹐李蘇濱同時也被開除。兩位律師再次狀告司法局。漫長的訴訟一直持續到2004年底。

   這是又一個在司法行政部門淫威下﹐輸得起贏不起的官司。但兩位先生為律師界維權的勇氣﹐陸續感染了不少人。2005年﹐山東青島的一些律師和事務所再次發起“抗費運動”。反對司法局對私人財產的非法征收。但在行政壓力下再次被迫放棄。參與此事的一位律師在網上發帖﹐悲憤的問道﹐“我到底是律師還是狗﹖”

   在律師的種種普遍困境下﹐才能了解在大陸做一名人權律師的艱難﹐實難于上青天。

   二﹑“政法系”的崛起

   2004年春﹐《南方周末》總結近年的民間維權運動﹐引用了范亞峰提出的“政法系”概念。此文認為﹐一個以法學為背景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群體正在崛起。正在逐步替代人文知識分子﹐成為王怡提出的民間“新民權運動”和國內自由主義力量的主流。評述大陸人權律師的發展﹐這是第二個重要背景。

   近年來﹐關于中國制度轉型的有效話語被割為兩半。一面是政治話語持續的被屏蔽﹐一面則是法治話語的強勢。這一局面導致了影響未來制度變遷的四重走勢﹕

   一是所謂“政法系”即法律人職業集團的崛起。在民間﹐一批法律背景的學者﹑律師和自由撰稿人逐漸成為近年來民間維權運動的顯要一支﹐推動大陸的民主化力量轉往新的格局。在官府﹐另一批“政法系”學者也開始引人注目的進入體制﹐在中共傳統的團系﹑軍系﹑秘書系﹑政工系﹑企業系和理工系之外﹐成為初露端倪的一派人事勢力。如率先進入全國人大常委的信春鷹﹐一躍成為胡辦主任﹑最近擔任國家保密局局長的夏勇﹐新近出頭的持毛主義立場的強世功﹐以及進入金融管理機構的海歸派李波等人。

   是法治話語的合法性增長。在近年中共技術官僚化的走勢中﹐“政法系”成為繼“理工系”之後的又一技術官僚集團。這對中國未來的憲政轉型具有極要緊的潛在政治影響。因為後極權時代制度轉型的困境之一﹐是話語的崩潰﹐或稱話語的合法性困境。當前中國有三套與憲政轉型相關的話語系統。其中﹐殘存的意識形態話語和民間的政治話語長期處于敵對﹑對峙和抵消之中。這就給了雙方都能接受的法治話語一個快速崛起的機會。

   1989年之後﹐經濟學話語曾在這種罅縫中強盛一時。它的特征是在兩頭都不得罪的前提下去無限放大市場邏輯。但經濟學話語沒有能力﹐也沒有足夠的道義與技術兩方面的合法性﹐去吸納政治話語。這就使它無力對更重大的憲政轉型與政體革命諸問題發言。事實上經濟學話語在90年代的高度強盛﹐意味著中國知識界在整體上對政治話語的一種放棄。隨著90年代後期經濟學話語藉著產權問題﹐迅速向著制度問題轉向﹐日益接近法學范疇。最終在近5﹑6年時間﹐法治話語在經濟學帝國的圍困和勾引下﹐終于獲得全面超生的契機。法治話語開始替代經濟學話語﹐成為當代中國從官府到民間都最具“合法性”的一套話語。連省部廳局各級官員也大量涌入法學院拿碩士﹑博士頭銜﹐致使賀衛方先生憤然停止招收研究生。

   由此看“政法系”的冒起﹐最大的價值還不在人事上﹐而在話語的整合。法治話語一方面給了部分“政法系”進入專制集團內部向上攀升的資源﹐同時也給了另一部分“政法系”向著政治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社會活動家甚至未來的反對派黨人推進的資源﹐顯出比一般人文知識分子更大的勇氣。縱觀中國一百多年的制度變遷史﹐會發現唯有法治話語在今天做到了這一點﹕即成功的讓朝野內外和政治上針鋒相對的人們共享了一套話語。如果說當年李鵬和王丹之間的對話﹐注定了是意識形態話語與民間政治話語之間的牛頭不對馬嘴。那麼當前“政法系”的崛起可能給未來的民主化帶來一個機會﹐即持不同政見的廟堂與江湖﹐終于聽得懂對方的話﹐能用同一套邏輯和話語使對話有起碼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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