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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

   李大同 (2005-08-15 10:09:19)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

   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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