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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生: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现状扫描

作者:淮生 提交日期:2005-8-6 21:22:00

     【内容提要】今天的世界各国政府,在为民众提供生存所需的服务、建立福利国家是基本方向。无论是号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国名后缀标注里号称是合众国、共和国、还是王国、酋长国,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只要是正常的政府没有用借口去推卸这样的责任……这里,是探讨农民得病无法得到有效医治的原因,我想是我们卫生体制得了病、我们政策设计层面得了病。

       一,引子  

     北大的焦guo标教授写了篇文章,说几年前有一次他到医院看望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人,“老人浑身插满了管子,横七竖八,分不清从哪来接到哪去,面部没有一点表情,眼睛也不怎么会转动,生命完全是由人工延续。医护人员告诉他,像这个护理级别的老人医院是有很多的,这种规格的延续生命,每天花费近万元。这样的生存状态可以维持一两年甚至更长,国家每年须给每个进行这样治疗的老人拨款二百多万元”。他说很震惊,感慨“国家的医疗资源是一定的,此厚必然彼薄。老家农村许多老人,一辈子到死都没有进过一次哪怕乡级医院,许多临产的母亲十月怀胎没做过一次孕检,分娩时的产床就是家里的床”。[1]  

     这是中国医疗资源在中国城乡之间分配失衡的一个小片段。对这样的不合理局面发出的感慨的不仅仅是焦guo标。中国改革杂志前总编温铁军说,凭他掌握的情况,就在接生这一医疗服务的机会来看,近乎95%的农民孩子出生在家里,与此相对应的是,近100%的城里人出生在医院。也就是:一个中国产妇,她是医院生孩子、还是在家里生孩子,极大程度取决于她的身份:她是一个城里人,还是农村人。直到今天,对中国的农村妇女而言,在她一生中仅有几次最需要获得医疗保障服务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能够提供她们合格的、廉价的医疗服务。  

     二,微观  

      在大众传媒上,我随意找到了几则关于涉及到农民妇女孕产的报道:  

     举例1:菜刀剖腹产  

     河南汝阳县大安乡的乡村医生张某,因为用菜刀(菜刀!)替一位处于弥留状态的产妇做剖腹产“手术”,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行医”的罪名刑事拘留。可如果张某不出诊,孕妇和婴儿全都得死;张某出诊了,等待他的却是“涉嫌非法行医”的刑事罪名的指控。[2]  

     (中国农村卫生政策北京大学课题组的专家对这类现象发表评论:恰巧是在GDP远低于现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农民享受到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那时的公社卫生院和“赤脚医生”能够向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初级卫生保健技术的指导,许多肆虐了多年的传染病都是在那个时期被控制的。而像血吸虫病这样著名“瘟神”的去而复归,却是在这个虽然水平很低却非常有效的保健网解体之后发生的。这一事实说明GDP的高低不是农村医疗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政府公共卫生政策的倾向性,才是最最重要的因素。[3])  

     举例2:自行剖腹取子的农妇  

     这是来自海峡都市报的报道,04年4月26日上午,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张泽珍碰上了她行医近四十年来闻所未闻的事情:一位孕妇在家分娩时遭遇难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孕妇竟然自行剖腹取子!怀第一个孩子时,这位叫杨略四的妇女没有做过一次产检,孩子也是在家里接生的,所以,第二次怀孕后,杨略四同样未曾做过一次产检,也没有考虑要到医院生孩子。杨略四怀的双胞胎均为男孩,但由于难产,一个婴儿勉强娩出后死亡;另一个由杨某自己剖出的婴儿有4斤9两重,目前状况良好。而“没多少钱”是杨略四始终坚持不做产检,不去医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这位贵州来的农妇已身居都市,医院近在咫尺却不入,阻隔的原因就是一个“钱”。[4]  

      举例3:请了一游医,丢了两条命  

     04年5月17日,租住在朝阳区仰山村的一名河南籍产妇,在家中准备分娩时,被一乡间“游医”滴注了“催产素”之后突然昏迷;其丈夫在拦车送往医院抢救时,又遇到另一重的不幸:遭到多辆出租车拒载。昏迷近一个小时后产妇被送到附近的中国航空中心医院抢救,不幸的是产妇及其胎儿均未被救活。当有记者来采访问到为什么请乡间游医来家接生时,死者的丈夫低头不作声,而旁边的一名工友则坦率地说:“民工的条件都不太好,应该是为了省钱才找来游医的。”[5]  

     三,宏观  

     许多事实反复证实,中国的医疗资源的分配,呈现出的是倾斜的、畸形的分配格局。  

     1,新华网北京04年11月5日电(记者朱玉周婷玉)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本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  

     2,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陆学艺:不协调的五大表现。)  

     3,国情专家胡鞍钢:我国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6]  

     国内的人们所看到的农村医疗是这个样子,那么,从国际的视野是怎么评估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状态的呢?  

     4,“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2003年11月2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专题报告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巴德年在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发出上述警告。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或者说是没有靠得住的医疗卫生保障”。[7]   

     5,由于上述原因,WHO 在2001年公布了《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所列的191个成员国名单中,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在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上中国列第144位,与缅甸、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8]。 有评论者发问:如今农民经济状况较以前有了好转,为什么被WHO 和世界银行盛赞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唯一范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短短的一、二十年迅速萎缩却始终难以恢复?  

     6,总数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份考察报告中,当时把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这部著作中,曾经十分自豪地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  

     7,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现状,一是农村90%的农民要自费看病,全国有2000多个县还没有建成初级医疗保障体系,离全面小康所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二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由于职能的转变,原来由卫生部主管农村医疗卫生事项移交给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由于农民健康保障事项牵涉到国家财政投入和农民减负等一系列政策性问题,不是哪某个部门能单独解决的,故社会保障部门近几年对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建设没有具体的动作,导致农村医疗保障工作实际处于“两不管的真空地带”。三城乡医疗卫生资源资源分配不合理,拉大了城乡差距。据新华社2002年2月25日讯,约占全国总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受着2/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仅能享受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9]   

     8,从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例的变化趋势来看,1990年城市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是农村居民的1.35倍,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63倍,差距急剧拉大。从地区来看,各地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例差别也很大,如2000年,北京、上海、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分别为农村居民的2.36倍、2.4倍和2.7倍,而贵州为8.43倍。就各地农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来看,差异也很大,2000年,天津为271元,北京为249元,上海为209元,浙江为200元,而贵州仅为27.68元。从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比例来看,也呈逐年下降趋势。根据全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结果,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4.9%,1998年为24.9%,5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减少,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 根据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87.44%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也就是说有7.5亿农村居民被排斥在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之外。[10]

       9,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同时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王绍光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做过一次学术演讲《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中讲,一些地区,大型医疗设备超过实际需求,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却是疾病预防和检测所需经费的短缺。在中西部许多农村, 县及县以下的防疫机构多年都没有能力更新化验仪器,甚至连给职工发工资都有困难。中国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在离职前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目前中国全国县影响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 仍在较正常运转,有1/3在瓦解边缘上挣扎,剩下的1/3已经垮台。而从政府对城乡的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3776亿5000万元,其中政府投入为 587亿2000万元,用于农村卫生费用为92亿5000万元,仅占政府投 入的15.9%。城镇约有3亿7900万人口,平均每人享受大约130 元的 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有为8亿6600万人,平均每人只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11]。也就是说,在人均医疗金额说,一个城里人是农村人的10 余倍。  

     四,医疗卫生权是基本人权: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中国政府的承诺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一国政府向自己的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条件,是一项法定的、不可逃避的义务。在1978年9月6日到12日,来自134个国家的代表,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正式联系的专门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67名代表来到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参加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国际卫生发展史上一份标志性文件从此诞生。1979年11月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卫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决议”,联合国赞同《阿拉木图宣言》,对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许[12]。我们知道:联合国“决议”对参与签约的会员国是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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