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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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如果没有人文——龙应台先生对港大毕业生的演讲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华人社会,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 “冷血”的张爱玲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23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30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惟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二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除掉夏初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糅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三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

   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状况,表示关心;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的文字。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四 “宣传共产”的萧伯纳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说,龙应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对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熟悉。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发现。我发现在1933年,当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准备盛大欢迎77岁的“和平老翁”访华之前,萧伯纳先来到了香港,在港大礼堂做了一次演讲。一般坊间的纪录说,萧伯纳不愿意正式演讲,只是与学生闲聊,闲聊中,萧氏说,在大学里,学生首先要学会“忘记”———“我们听到、学到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要引我们入歧途的。在学校必须学,不学毕不了业,但要会忘记,要将学到的东西忘记。”  可是,我又发现,1933年2月14日,“路透电”的消息说,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说了,而且报导的标题是“对香港大学生演说kk萧伯纳宣传共产”,中国各报都刊登了消息。

   这时,我才将萧伯纳港大之行和鲁迅的文章连了起来。鲁迅因为萧氏的港大演说而赞颂萧伯纳“伟大”:

   但只就14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20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50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40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40岁。我所谓的伟大,是他竟替我们20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未离开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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