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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追忆

[反右诗抄]

   (一)1957仲春校园借杜牧诗

    争鸣时节语纷纷,学校臣民欲断魂。借问儒生何处有?秦人遥指愍贤村! (二)祭坛上万千年青右派师生

    学生世事爱关心,助党整风祸降身。坑壑悲风千古怨,陈吴不是读书人!

   (三)结局

    百家鸣放讨君嫌,十万褒衣陷九泉。换得人间无异调,谁知天下送刘三。

【“反右”追忆】

    1957年春,高校阵阵春风,散布着各种暖人心脾的信息:“党中央毛主席要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宣传鼓动,使平静校园,忽然热闹起来。食堂门前、宿舍墙上,贴满各种各样的大、小字报。诗歌、漫画、杂文、议论文,内容涉及广泛:从校党委到各系、级支部的领导和工作;从党国大事到各种社会现象到人民生活;从教学、科研到学术、理论领域……,真是知无不言,言恐不尽。前所未见的辩论会、自发组织的社团、自发编印的刊物,也纷纷出现。饭厅前,三五成群的讨论、演讲,有的高校还搭台演讲辩论,吸引众多其它院校师生前往,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在这些言论里,有针对过去肃反、思想改造运动等错整人,伤害了同志,因而情绪较激愤的;也有的青年人对哲学理论教条大为不满,要作惊世骇俗探讨,用狂言峻语挑战教条主义的;还有更多是对与学校、教育有关的事、人提批评、建议的——具体到本校、系、年级某人某事。绝大部分言论还是理性、善意、诚挚,或就事论事客观评述的;当然,既是评、议,难免有的要触及要害,有的语气带讽。当时不少人还称赞:中国共产党多么英明、进步、民主!中共、毛泽东,比苏共、斯大林那僵硬教条主义要英明多了!青年学子单纯幼稚而又热情诚真的心,对党和毛主席充满崇敬和热爱,都想通过帮助党整风,来使党今后各项工作更进步,使社会主义建设更快速发展和获得更大成就,盼望自己祖国能以一种科学文明、民主自由的崭新面貌耸立世上。哪想到,这一切是假的,一张预先设下、隐藏着的天罗地网,在等着他们。这真叫“初生牛犊不识虎”,不知道虎狼正张着大口等祭坛上的祭品呢!倒是那些老教授,任你校园热闹,大多缄口不言。现在才明白,他们对老毛、中共早有认识。所以学校里落网右派,大部分是那些正直敢言的热血青年教师和学生。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向抱仇视、蔑视心理。极端酷爱极权统治的老毛,和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本质没有两样,他所需要的国民只能是愚民和奴才。知识分子那种具有追求正义、公平、自由、民主的思想倾向,很难当符合他要求的愚民或奴才(除极少数甘当奴才,为虎作伥的外)。因此,他最疑忌、不放心的,就是知识阶层。他一直想着要修理、收拾他们。解放初期思想改造运动只是牛刀小试。到1956年,他认定要来一个纵深发展,用更大规模的专政运动来“歼灭”他们,这就是“反右”。从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一直戴在知识阶层头上(文革更升级为“黑九类”)。

    官方说右派55万,由于中共的数字一向没有诚信性,此数字令人怀疑。当时某些高校,有的班级是一小半或1/3、1/4划右派的。亲朋戚友、街坊邻里中,右派比比皆是。以后在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工作中,无论到哪里,你都会碰到“右派”。如果仅是55万,分散在中国这么广袤地域和人口中,怎么还会这么多?什么人算“右派”?“钦定”人物肯定非当右派不可,可是近百万右派里,其实绝大多数是殉葬品。

    1956年2月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老毛极为不安和不满。同年9月中共“八大”,竟有点要向老大哥学习的样子。刘、邓报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新党章竟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他们还为毛设计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不明摆着是要请他退下吗?)。

    “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老毛感到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下闷棍,又不好说出口。他敏感的政治嗅觉感到在苏共的形势下,他“周围的人”对他有点离心倾向或“冷化”的味道,“有人想学赫鲁晓夫?”,“你们想勾搭连环,把我像斯大林那样抹掉……?”,“想夺我的权?我是那么好耍的?”。老毛感到如不想辙,大权旁落,甚至会大祸临头。权势重于生命的他,绝不会容许对他至高无上权力的丝毫动摇,他苦思冥想如何应对。他想到了:“以正统马列斯(即极左)面目出现,提前出击,变被动为主动,化危为安。”只是他现在还不能向他“周围的人”进攻,还不能直接反对“八大”。他必须迂回曲折,先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再没有比“波匈事件”更能吓唬党内保守派,再没有比“反击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更能把党内上下聚合在他的帅旗下,更能变“周围的人”的离心和冷化倾向为敬畏和拥戴的了。通过一个左的转变,他就能扼杀一切变异,消除任何失势危险,重新牢牢掌握最高权力。“反右”是他的一剂“良方”,可“一箭数雕”,目的绝不仅仅在“反右”。

    操纵“群众运动”,老毛炉火纯青。AB团、延安整风、土改、镇肃反……,发动“反右”,他驾轻就熟。“阴谋”也好,“阳谋”也好,老毛确深谋好久: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比如今的“消灭在萌芽状态”更绝、更阴毒的是:你不‘萌芽’?他死活让你萌芽!你不‘出洞’?他使尽一切诡计诱你出洞!成竹在胸,老毛从昏躺多日的床上一跃而起,突然精神抖擞、热情奔放起来,今天虚怀若谷要民主人士发表高见,明天怒斥党报勾引鸣放不力,唯恐误他大事。他显得万分猴急:人们如都不“萌芽”、不“出洞”,他大事难成。只有芽出来,他才能师出有名地大举“铲除毒草”,才能显示出“左”的威力——其实也就是显示他的威力。他知道,在这过程中,“钦定”右派头面人物是必需品,但仅那几个人物还够不上“运动”,构不成“深入广泛”效果。他需要大量无辜殉葬品,借众多人头纷纷落地,祭旗壮“军威”,造声势,形成人人恐惧自危的社会效果,为他下一步一连串向左转,树立自己,清除“周围的人”打基础。上面既然需要大量“右派”,基层也怕自己被“右”上,只有拼命抓别人当右派,自己有成绩,才更保险。划右派也就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那些提建议、看法,真要帮党整风的人,肯定要被划为右派。而很大一部分人,他们本不关心政治,没兴趣“帮党整风”,没有什么建议、见解之类,只因一句话,也成右派;这是因为,他们以前得罪了领导和积极分子,这次被算账。还有的是按上面指标凑数……。

    当时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位高中数学优秀老师。他的数学水平我十分钦佩。数学上任何问题,找他总能解决。他是搞学问、内向的人,不会“人际关系”——也就是不会讨好大小领导和“积极分子”们。被划为右派的罪状是有人揭发他说过:“教师像蜡烛,消灭自己,照亮别人。”于是说他对党不满,诬蔑人民教师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其实更主要原因是,他和领导及领导周围的积极分子们关系不融洽,甚至对立。他教课有水平,他的学生历届高考成绩都列校、县前茅,成绩斐然。但一到评先进、涨工资,却没他的份。对这种不公平,他不满。可人家说他“走白专道路,政治上不开展,不靠拢党组织,有对立情绪。”这种人,被收拾是迟早的事。反右一来,收拾他的时机也就到了。从历来的话中,找一两句可上纲上线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易如反掌。划他右派后,送农村监督劳动。舅妈和他离婚,子女因有右派父亲,不能考学、参军、提干。他农村的老爹娘闻讯,愁苦不堪,先后死去。他自己不堪种种刺激,自杀了。好端端一个人,好端端一个家庭,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右派里面,种种悲惨故事多的是!

    还有个亲戚的女儿,才17岁,大学一年级学生,平素性格活泼,爱看西方文艺小说。反右时她因说“很钦佩人大学生林希翎,她才识超群,又勇敢敢言;北大学生谭天荣虽狂,但有权发表自己见解,不应受到围攻”,即被划为右派。罪状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严重影响,向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言论,赞美极右分子,为他们打不平叫屈,猖狂对抗反右运动,向党进攻……。”在阶级森严的毛朝阶级社会里,右派的“贱民”身份一旦贴到身上,她就要受尽一切人间歧视,挨整挨斗、下农村劳动,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悲惨苦难人生历程,就永远伴随着她;除非她死了,才能脱离这个苦海。开始反右时,不用说一个17岁的小姑娘,谁都不知道这“右派”的分量有多重!天长日久的折磨,她精神崩溃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走到人生的末路,只因为她不该有同情别人的良心,不该有自己的思想!这种良心犯、思想犯的命运,比中世纪、秦始皇时代都惨。秦朝你还可遁匿山林;而毛朝,私有财产被“共”,每个人被绑在户籍和粮食本上,就让你逃你也是活不了。

    还有一些什么犯都不是,百分百的“凑数犯”。如果一个班级,一个单位,连一个右派都没有,这不是怪事吗?和毛主席的指示不符,怎么交待?于是就物色“倒霉鬼”来凑数。反正党的需要,毛主席需要你当回右派,你不当也得当。这和曹操惯借他人人头一用一样。老毛硬说这些右派要造共产党的反,要推翻社会主义。当时有一首开会必唱的“社会主义好!”的歌词里有一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他掌控舆论、媒体,制造、宣传“右派”造反的罪名,以便“师出有名”。秦始皇一生疑这个疑那个,防这防那,杀这个杀那个,耍尽心机想永保万世皇权和长生不老。儒坑了,长城筑了,仙也求了,结果上当受骗,适得其反。秦始皇坑了那么多读书人,但揭竿起义造反的却是两个没文化的雇农:陈胜、吴广。始皇自恃权力倾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谓聪明,实则蠢得很。十分崇拜秦始皇的老毛,比秦皇更狂悖、更爱耍阴谋诡计,实则更蠢!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秦始皇的“疑”是真疑,即真的认为某人要反。而老毛却常常是“假疑”,他明明知道那个人不会反,但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硬栽赃说此人要反,好治他的罪、杀他的头。在“装假”这点上,他更胜奸雄曹孟德。他费尽心机搞“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说知识分子要造反。结果,第一次让他在大跃进中大栽跟斗、真正造他反的,不是知识分子右派,而是数亿农民和自然科学规律。农民和基层干部不堪大跃进之苦,根本不喜欢、不相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反右使大家都学会了对领导顺情说好话、说假话,只报喜、不报忧。于是发明了“投其所好”:“你左我更左”,你要“大跃进”,我就“大大跃进”。从亩产几千斤、万斤、几万斤到80万斤,大放“卫星”!放到全国饥荒,饿殍遍地。大跃进的大失败并没能使老毛吸取教训,他狂妄乖戾、刚愎自雄又极其疑忌的个性,反激起他连串更左更左的行动,来逐步清除可疑的“周围的人”,让大家更畏惧他,树立他的威力。1959年庐山,与反右时差不多的故伎重演,一开始放出一片开“神仙会”的轻松气氛“引蛇出洞”,让大家畅所欲言,议评当前形势。结果几乎可以预料,等你忠心耿耿发言完毕,他把脸一翻,一批周围的高官彭黄张周等,被冷酷无情地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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