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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不是“共產黨聖人”

   胡志明不是“共產黨聖人”

   
   

在《 胡志明:消失的歲月,1919年至1941年 》 ( Ho Chi Minh: The Missing Years, 1919-1941 ) 的書中,作者蘇菲-健-澤德 ( Sophie Quinn-Judge )女士認為那個時期,胡志明是一名 “ 為爭取獨立的精明活動家 ” 及他不喜歡 “ 教條、共產理論 ”。

   


   根據俄羅斯國家資料中心1992年所解密的資料以及法國國家檔案庫的資料,作者對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青年胡志明在法國生活時期和鮮為人知在蘇聯莫斯科的多種活動作出評價。
   
   蘇菲-健-澤德博士也公開了一些越南共產黨人批評胡志明的資料,他們指責胡是 “ 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 ”, 證據所在:在初始期尋找列寧主義和獲取蘇聯與共產國際( Conmintern )的支持,為擺脫法國殖民,爭取獨立的越南各共產主義組織的內部衝突事件中。
   
   關於阮必成( Nguyễn Tất Thành )在法國活動期間,他居於巴黎維拉-帝-哥比蘭( Villa des Gobelins,音譯 )街6號,是與潘珠幀 ( Phan Chau Trinh, 1872年至1926年。譯者註 ) 和其他人共同居住,健-澤德認為,這一批人以共同的名字 “ 阮愛國 ” ( Nguyễn án Quốc )致函1919年6月於巴黎舉行的各大國會議的倡議書。
   
   然而,之後,潘珠幀不贊成阮必成追隨共產主義的極端方向,但他仍然為這位同鄉提供幫忙。
   
   潘珠幀也提醒阮必成,總言之,在越南問題上,不要幻想 ( no rosy illusions ) 獲取法國人的支持,包括法國社會黨 ( 頁 37;1920-23年激進解決方法 – The Radical Solution 1920-23 ) 。
   
   今天回顧,似乎潘珠幀說得對,因為1945年後,為爭取越南獨立,胡志明轉回巴黎,尋找法國社會黨以及其他左翼黨派的支持,可是他空手而返。
   
   雖然如此,在1920-21年期間,阮必成已選擇蘇聯第三國際的路線,與法國人共同設立法國共產黨,然後前往蘇聯。
   
   在法期間,阮必成並不是個人活動,他曾與陳進南( Trần Tiến Nam )、阮世傳( Nguyễn Thế Truyền )共同合作活動,以及還有可能獲取潘文長( Phan Văn Trường )律師的協助,修改潤色其以法文撰寫的政治評論文章。
   
   由法國政府頒發給阮必成的法國證件注寫為 “ 大學生 ”,生於1894年1月15日。法國保安局一直密切跟踪他的活動,包括他轉去英國,生活在伯福特( Bedford;倫敦以北的城市。譯者註 ) 和倫敦的時期。
   
   
   胡志明不是“共產黨聖人”

   40年代的胡志明。圖片:KEYSTONE
   
   

不“夠紅的人物”

   
   健-澤德認為,從莫斯科已解密的俄文資料和法國共產黨的檔案資料所顯示,阮必成並非受到共產國際各個高級機構很高的評價。
   
   阮必成不斷說服和建議,想讓他們更注意亞洲殖民地各國的問題,但少有反應。
   
   與此同時,在1924年列寧去世後,共產國際集中更關注的問題,是史太林認為應優先的歐洲問題。
   
   史太林也強調共產主義意識是以蘇聯為中心,並注重階級鬥爭。
   
   越南並不在莫斯科論述中的國家名字,而只附屬在法屬印度支那的總檔案內,而且共產主義路線由法國共產黨負責。
   
   甚至,在允許進入共產國際辦公室的文件中,於1924年4月,注明阮愛國是 “ 非工作人員 ” ( non-staff worker ),其職責只是收集關於印度支那的訊息。
   
   這種報刊的工作並非帶來很多結果。
   
   阮愛國曾致信兩次,1924年2月及4月,請求訪問一名蘇聯領導同志茲諾維( Zinoview ),而獲他轉給另一屬東方分部的主任,名喚費奧多-皮托( Fyodor Petrov, 即E. F. Raskolnikov )。
   
   似乎訪問是為了多些接觸到共產黨高級官員而不是為報刊工作。
   
   蘇菲-健-澤德女士在書中指出,阮愛國在致皮托的信件中,打字的三張紙,提議設立 “ 亞洲共產主義聯盟 ”( Federation of Asian Communists )。
   
   這個建議不獲任何人關注及也不能實現。然而,人們關注到阮愛國則是後來,當蘇聯支持在中國的 “ 國共合作 ” 之時,他才被允許去廣州。
   
   另一個阮愛國所遇到的問題是,從印度支那來的是比他更年青的人,他們有其追隨共產主義的道路,與阮愛國的有所不同。
   
   最早追隨共產主義的越南人是跟從在法國的法共,而跟從中國共產黨的是跑到鄰邦中國的另一批人。
   
   這些青年人甚少與阮愛國有關係。
   
   作者認為,中國國民黨和南洋共產黨( 大部分是中國人和印度尼西亞人 )對越南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有更大的影響,而阮愛國則被視為法國派分子。
   
   他被懷疑為 “ 未夠格的共產黨人 ” 已成為多年的問題,而且一直至他擔任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之後。
   
   1945年11月,即是胡志明宣布獨立( 蘇聯並不承認 )後的兩個月,胡下令解散越南共產黨的訊息傳到莫斯科的耳中。
   
   並非他人,而正是已故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陳富( Trần Phú )之弟陳玉名( Trần Ngọc Danh )先生於1948年自我關閉越南政府駐巴黎的辦公室,逃往布拉格,曾至少兩次致函莫斯科,指控胡志明。
   
   陳玉名寫道:“ 在( 越南 )共產黨解散後, 我完全不同意我黨正執行的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路線。 關於解散共產黨之事,完全與黨內許多同志的志向相違背,若沒有胡志明同志的積極參與,也不會發生。、、、、、、 "
   
   到了1950年,日期注為1月10日的信函中,陳玉名繼續指責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各級領導 “ 被民族主義、小資產階級和對無產階級革命缺乏信心的人壟斷操縱,以及胡志明有分裂的決定。”
   

應該公平評價胡志明的精明

   
   在評價胡志明一生活動的結論(頁251至257)中,蘇菲-健-澤德寫道:
   
   “ 從( 1919年 )巴黎和平會議至1945年當他宣布( 越南 )獨立, 胡志明的主要動力是真誠的愛國心( sincere patriotism )和極痛恨法國帝國主義之心。 顯然而見,他並非是一名略有幾分共產主義的聖人( he was not some sort of communist holy man )。在不同的時期,他曾與一些女人共同生活,曾作出妥協,並且還滲入國家主義各黨派組織內、、、、、、。他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有多深厚也難以探究,但我可以說他不太多注重教條。他所選擇的道路常常附屬於外在的環境,而其本人也難以控制。”
   
   健-澤德在2003年初版的著作中也反駁當時越南共產黨剛提出的 “ 胡志明思想 ” 的說法。
   
   她反對胡志明市國家政治學院1995年所提出的胡志明思想是 “ 馬列主義學說的新發展 ” 的說法。
   
   根據健-澤德女士的觀察,越南共產黨在看到東歐各共產黨政權相繼失去領導權之後,為炮製名正言順的繼續執政而自稱為 “ 胡志明思想的代表 ”。
   
   問題在於,健-澤德博士說道,許多越南人知道胡志明 “ 並不留下帶有學說理論的作品 ”。
   
   她指出,為了公平對待胡志明,最好的評價胡志明是 “ 一名精明的政治家、外交家,曾為其國建立一種聯盟的模式( a model of coalition building ),而且他懂得不斷妥協,這一點任何國家都會給予高度的評價。”
   
   

嶺南遺民譯

   
   2020年5月19日
   
   資料來源:BBC 英國廣播電台
(2020/05/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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