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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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王康【蒋庆 王康 余樟法】儒家与当代中国—— “中原论儒”座谈会记录

怀念王康【蒋庆 王康 余樟法】儒家与当代中国—— “中原论儒”座谈会记录(一、二)

   参与人:蒋庆王康 余樟法

   整理人:陈豪杰 师喜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5月2日—3日,录音整理稿)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7月19日

   郑州·五月“中原论儒”座谈会(一)

   蒋庆:你们沙龙了不起,坚持了十八年。沙龙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能坚持十八年的,你们最久。你们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而能坚持下来,实在不易。现在国家的经济好了,在思想上又如何呢?我想到法国大革命前期,法国有很多高素质长期存在的沙龙,培养了不少思想家。我们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没有高素质长期存在的沙龙,就是以后经济上世界第一了,那也只是个无思想的暴发户!现在中国做什么都容易,就是思想的建树不容易。但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永远都是一个世界国家之林中矮子。下面,我作个自我介绍,我主要是关注学理层面的东西,从学理上去看两三千年延续的儒家思想与当下世界的关联。如果仅仅把儒家当成学术对象来研究的话,那个儒家就是死东西。我不是说学术研究没有价值,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是思想。在深圳最大的书店中,只有儒学书籍有专柜,其它书籍没有专柜,可见这几年儒学书籍出版之多。但是,我看了一下,大多没有思想,只是学术,有些连学术也不是,只是通俗流行的畅销书。对我而言,我思考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也就是说,我思考的是好政治、好制度与好社会的学理基础是什么?我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从儒家的义理来看,所谓好政治、好制度与好社会的学理基础,就是要用道统去约束政统,即用超越神圣的宗教道德去约束现实中世俗的政治权力。这是儒家“王道”的基本原理。所以,儒家的“王道”理念,就是要对现实世界与现实政治进行约束,而不是放任权力为所欲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了“儒教宪政”。在我看来,“宪政”有两个维度,一是从价值层面的合法性上制衡限制权力,一是从技术层面的制度安排上制衡限制权力,前者是“儒教宪政”,后者是“西方宪政”。而价值层面的“宪政”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宪政”,因为只有解决价值层面的“宪政”才能为技术层面的“宪政”提供义理基础。所以,“儒教宪政”不仅在技术层面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限制权力,更在价值层面通过“合法性制衡”限制权力。当然,“儒教宪政”与“西方宪政”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儒教宪政”不只消极地限制权力,更积极地教化权力提升权力,使权力成为实现道德价值即实现善的载体,即成为儒家追求的“王政”“善政”。(详见本人《政治儒学》与《再论政治儒学》)然而问题是,道统怎样约束政统?道德怎样约束权力?合法性之间如何相互制衡?价值层面的限政与技术层面的限政又怎样贯通?这些就涉及到很多思想性与学理性的思考了。现在中国主要有三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新左派,一个是新儒家。从我的立场来看,我既批判自由主义,也批判新左派。当然,我的这个批判不是拒绝。比如自由主义也有一些好东西,经过批判和改造我们可以吸收过来。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再像“五四”时的中国人完全去拥抱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又比如,对新左派,它强调社会公正,儒家也绝不会反对社会公正。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儒家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有冲突的。我的书里对自由主义批判多一些,左派思想此较单薄,学理的缺陷容易看出,所以我对左派的批判不多。现在左派不是中国的显学,自由民主思想才是中国的显学,所以我的思考更多地集中在对自由民主思想的批判上。在我看来,如果以什么是“好制度”来作为政治思考的最根本出发点,那么自由民主制度就不能算是一种“好制度”,因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和缺陷,用我的“政治儒学”术语来说,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问题和缺陷就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此外,自由民主制度还有其他许多问题和缺陷,此处不能详说。当然,左派也在批评自由民主制度,但是,我是站在儒家义理立场上来批评自由民主制度的,与左派的批评有很大不同。比如,我站在儒家“王道三重合法性”的义理架构上来批判建立在“人民主权”上的政治制度,而自由主义与左派都认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上,只是前者主张代议民主制,后者主张直接民主制,而我则不主张任何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主张建立在天道、历史与民意“三重合法性”上的“儒教宪政”制度。在儒家的内部,也有很多流派,其中有所谓自由主义儒家,他们接受建立在现代性上的“人民主权”原则,因而这派儒家其实在认同政治现代性上与自由主义以及新左派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政治现代性的产物。自由主义儒家会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几句儒家“民为邦本”重民爱民的话,就说儒家也主张“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其实不是这样。儒家不是把政治合法性只放在人民同意上,儒家认为在人民意志之上还有更高更有权威的东西,那就是天道。在主权问题上,儒家认为主权应由天的主权、历史主权与人的主权构成,其中天的主权具有最高的权威。另外,所谓“王道三重合法性”就是“王道三重价值”,即天道的价值,历史的价值与人道的价值。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好的政治秩序以及好的制度安排,应该体现这“三重价值”;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好的政治秩序以及好的制度安排,其合法性应该同时符合这三个价值标准,而不能只符合其中一个价值标准,即既要符合天道价值,又要符合历史价值,同时还要符合民意。然而,民主只具有一重价值,即民意价值;只具有一重合法性,即民意合法性,但民主则把这一重价值、一重合法性、一重民意上升为最高的政治主权,因而民主不仅排斥了天道的合法性价值与历史的合法性价值,更排斥了天的主权与历史的主权,形成“民意一重合法性独大”与“人民主权独大”的弊端。在自由主义看来,只要符合民意政治就合法了,而不管民意是否违背天道与历史。当然,儒家并不完全反对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民意合法性在儒家义理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合法性组成部分,即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标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一个政治权力如果违反了正当的民意,就不能合法,因而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因此,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没有民意的价值标准是不行的,但只有民意的价值标准也是不行的。古代圣王在掌握权力的过程中,比如舜在掌握权力的过程中,除了民众认同外,还要通过祭天来获得天道的合法性,通过祭祖来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从儒家的角度看,我们要反思整个西方三百年来的思想,并且要对其实践进行深刻的批判反省。其实,西方三百年的思想就是所谓现代性思想,而不管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民主派也好,左派也好,都是现代性的产物。自由主义把“人民主权”看作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社会主义不也是一样吗?它们不是都同样排斥天道的价值标准与历史的价值标准吗?我的“政治儒学”思考就是站在儒家“王道”的价值立场上对西方三百年来的“政治现代性”进行反思,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即儒家资源上寻找解决“政治现代性”的思想方案。我们知道,冷战结束后,思想界所有对人类最好制度的思考似乎都停止了,因为思想界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是人类最好的原则,人类政治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些原则才出问题,而不是这些原则本身有问题。我的“政治儒学”思考恰恰是认为这些原则本身有问题,而西方人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来寻找解决方案,有思想文化的盲区,当然看不到这些问题,他们在自己的文明内部进行思考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的。但是,我们思考的思想背景是中国文明,我们的文明独立性很强,我们有很大的文明穿透力去反思与评价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与其它西方思潮。在西方思想看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能相容,但是从我们中国文明的角度看,是别人家中自己打架与我何干?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百年来不自觉地卷进了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即在意识形态上卷进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也就是卷进了别人家的内部争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脱身出来呢?我的回答是:我们应该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也就是建立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中国式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我的思考就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由于我的这一思考角度,我现在是四面受敌。自由主义反对我,左派反对我,儒学内部也有人反对我。但是,我觉得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来思考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没有错,错的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思考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文化上的排他主义者,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肯定要吸收,但这些价值对中国而言只能是支援性的价值,而不是本位性的价值,本位性的价值只能是儒家文化的价值。我们应该立足于我们的文化本位来吸收西方文化的价值,如果能立足于我们的文化本位,吸收西方文化的正面价值就越多越好。这一百年来我们在中西文化上所犯的错误,不是出在接受西方文明上,而是出在我们放弃了我们的文化本位而接受西方文明上。

   

   王康:蒋庆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原则,坚持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原则。他的这种立场的决绝,一以贯之的风格,不可避免的会显得不合时宜,时代发展太快,变异化得太快了。而蒋兄呢?三十年一以贯之。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三十自述》,那时候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人生目标,定下了不能改变的研究学问的宗旨:弘扬孔子,弘扬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国文化、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开辟一条最可能好的道路。跟蒋先生比起来,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儒者。比如自由主义原则,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的。我比较庞杂,不精纯。今天晚上,老邵、刘真呀、河南朋友为我本人做了一件好事情,我和蒋兄好多年都没见了!三十年前我们经常往来,他当时在西南政法学院,我在西南师范学院。重庆期间,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二三十岁。后来,十几年前,我们在深圳大学短暂见过一面。此后就再也没见过。这次中原论儒,我跟蒋兄有个私人目的,就是趁这个机会,我们见上一面。我才写完一篇孔子专题片解说词,尽量请孔夫子走起来,看看东西方两千五百年出现了那些人物、文化事件、代表性的著作,必要时问答,对话,交流,当然以比较性叙为主。用这样的方式对孔子诞辰2500年做一次“合纵连横”的综述,也算对中国文化命运的王康式的回应。至于学理上、史实上、观念上、字句上、判断上,肯定将有很多争议。这次来郑州,我发言的标题叫《孔创儒学第六个五百年的使命》。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刚好是孔夫子诞辰2500年。当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大哲学家》,我大舅唐君毅在香港发表《纪念至圣先师孔子两千五百年》,两人都把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并论。雅斯贝尔斯称四人为轴心时代人类“思想范式创立者”,唐君毅则称他们是“圣贤”。很有意思,这两千五百年,按孟子和司马迁的历史单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致可分为五个500年,我们则处在第六个500年的第一个100年的一半多一点。文化是贯穿时间和空间的生命有机体。它不是进化论,更不是唯物论所能描述和裁定的。以秦始皇和毛泽东为代表——中国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坚决、彻底的反儒者,历史上孔批儒者,大多心性不良。1919打孔家店,还是中国文化论争一家之言;1949年之后,不仅是统治者个人心性问题,也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论争的正常结果,而是传统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宿命式后果。众多中国文化论者曾经从异质而全新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施予的影响分析现代中国,从思想史领域分析儒学的现代命运。我认为,世界近现代历史对中国的影响和改变,远远大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意义。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巨大逆转,美国与俄国在二战后的崛起及其冷战和核竞争改变了现代世界。抗战胜利后《雅尔塔协议》和美国杜鲁门—马歇尔“重欧轻亚”政策导致国共内战,终结中国所有文化论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斯大林国家在中国建立起来。毛泽东1949年6月30号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这时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他不再是以五四以后一家之言的一份子,而是以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中国最高领袖的身份发表的宣言。其“新”在于,不在只是“改姓异号”,而是依据一种全新的亿万中国人必须尊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建立一个全新国家。传统中国被连根拔起,传统文化也将被犁庭扫穴。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一种不是依据传统文化思想道德伦理而是依据西方激进思想和苏俄制度设计的新制度,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新社会。一种新的强大历史逻辑开始支配中国。它拒斥西方主流文明,更反对中国历史文化。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天然成为头等批判对象。毛泽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晚期,还念念不忘赞扬秦始皇,诋毁孔夫子: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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