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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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与治理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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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9年新春伊始,中国国家统计局晒出了上一年经济成绩单:全年GDP增长6.6%,位列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增速之首,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单从数字来看,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4.14 万亿美元,增长了94.6倍,这个人类经济史上的超级奇迹似乎亮瞎了观察家的双眼。摩天大楼、高铁火箭、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支付、亿万富豪、名牌店、“一带一路”, 说到“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这些东西。
   
   2020年中国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在“九省通衢”武汉爆发。封城、封村、封楼、封路,数不清的人家被用铁链子、土堆封门,形同监狱;一度发生抢购物资,物价飞涨;交通中断,商业停止,街道空空;各国纷纷撤侨、撤资、停飞中国;医院物质缺乏,大量病患得不到收治,居家隔离的人们发出绝望的呼喊;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一切人监督一切人,“红袖标”们滥施淫威;有孩子被饿死家中,有人绝望自杀,有人绝望杀人,火葬场尸满为患……一幅凄惨恐怖的末世景象。
   
   两幅完全相反、但同样真实的图景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度里,这大概需要一个解释吧?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20多年来层出不穷。常见的说法包括,市场化改革、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引进外资、私有企业、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人口红利、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WTO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但若把中国奇迹归功于所谓“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那就是在为专制政权擦脂抹粉。清华学者贝淡宁(Daniel A.Bell)就孜孜不倦地鼓吹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贤能政治”,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没有照搬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李世默则更肉麻地吹捧“中国治理模式”:中共的“党先于国”乃是另一套处理人类事务的组织原则,它可以选贤任能、回应人民的需求、视野更长远,而且具有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他粗暴地声称,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制度比西方民主更优越。
   
   难道高速的经济发展不充分证明了中国式治理的成功吗?
   
   经济高速发展当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制度的唯一标准,它也远远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在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环境、健康等更重要的指标上,中国的得分都不及格,甚至是负数。
   
   我们单看国家治理能力(Governance capacity):它包括政府的学习能力、体制吸纳力和整合力、对社会的管理能力、政策执行力、危机处理能力等。此次疫情,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的治理溃败(governance failure,或治理失灵):一、掩盖真相,封杀舆论,贻误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二、打压吹哨人和批评者,压制民间机构,为民间救助制造极大障碍。三、疫情蔓延后仍批准和举办大型活动。四、在缺少预案和准备的情况下,粗暴封城封路,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人道灾难。五、管理混乱、朝令夕改,随意征用、没收、扣留救急物资。六、公布数字不实。七、随意封门堵窗、强闯民宅、打砸物品,肆意抓人关人、侮辱人格。八、拒绝国际合作与支持,推销假信息和阴谋论,四处制造国际敌意。(滕彪:《武汉肺炎与治理失灵》)
   
   (二)
   
   难怪BBC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法“几乎完美再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有关公共治理的失败案例。”那么李世默等吹捧的比西方民主还要有效的治理模式哪去了?难道不是高效的“中国治理”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吗?“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反映了中国体制的优势吗?这需要一些说明和分析。
   
   (1) 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是自由的剥夺、普遍的腐败和环境破坏。繁华表象的背后是种种黑暗和不堪:权贵的疯狂掠夺,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名列世界前茅,是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人权和自由被普遍剥夺:劳工工作环境恶劣,低工资、低福利、没有独立工会和罢工权;民众无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选举权;宗教信仰遭迫害,大兴集中营,藏人、维吾尔人生活在人间地狱;制度性的冤案、酷刑、黑监狱、强迫失踪、征地拆迁、强制堕胎、户籍制;畸形的发展模式还造成了资源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如此等等。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既不可复制,也不可持续,而且远远不像它看起来那么光彩照人。 “当作恶者有权有势,善良人受苦受难,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贬低,信仰被消灭,正义遭践踏,所谓的经济奇迹还值得骄傲吗?”(滕彪:《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
   
   (2) 经济快速增长,完全不能反推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正当性或优越性。促使中国经济腾飞的可能因素包括出口、私有企业、外资、人口红利、WTO等,只有很小一部分与治理方式有关。但人们常常忽略的一条是“低人权优势”。恰恰是正常国家不可能容许、也不可能做到的压制言论与结社、无底线压榨劳工、官商勾结和无视环境生态,使中国成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天堂,使中国产品价格具有所向披靡的“比较优势”。
   
   (3) 在灾难和公共危机面前,专制暴露了巨大的劣势。虽然有的专制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民主国家更快,但总体上,自由民主更能促进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除了石油国与新加坡之外,人均GDP前50位均为民主国家。尤其重要的是,按照著名的阿马蒂亚•森的对人类饥荒史的考察,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这种惨剧,完全是极权暴政下的人祸。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都是死于人祸的人数远远高于死于天灾的人数。
   
   (三)
   
   普遍的、制度性的治理溃败,并非始于武汉疫情的特殊时期。它一直存在,只是在危机时刻得以全面暴露而已。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有着多种多样的复杂因素,治理失灵则是中国特色专制政权的必然产物。
   
   (1) 专制政权势必压制信息,而扭曲的信息或不完善的信息会导致错误决定。专制政权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它的所谓“合法性”,要么建立在经不起推敲的意识形态系统之上,如历史的必然性,某某阶级或政党的先进性,等等,要么建立在所谓“经济绩效”之上,或者是两者的混合。这就需要歪曲历史、掩盖真相、禁止人们自由出版、集会、游行;无论如何,没有对信息和表达的严厉压制,它一天都统治不下去。统治者喜欢“报喜不报忧”,较坏的情形是王小波说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坏消息没了。有时候饥荒或失序并非因为物质短缺,而是因为信息控制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类似的效应是“狗咬尾巴定律”:审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审查制度的伤害;当局用来欺骗民众的虚假宣传或错误信息,把自己也欺骗了。姑且不提杀地主、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破四旧、文革、严打、天安门屠杀、镇压法轮功、新疆集中营等反人类罪行,近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户籍制、三峡大坝、任由生态环境破坏的唯GDP主义、驱逐低端人口等等,都是给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给中国带来极大隐患的错误政策。
   
   (2) 出于专制的需要,中共系统性地压制民间力量。独立的工会、农会、行业协会、媒体被禁止存在,非政府组织、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社交媒体、家庭教会、志愿者团体等,以及任何试图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都受到严格限制或者遭受残酷迫害。情况历来如此,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更变本加厉。大量NGO被关闭,维权者被判刑,宗教团体被进一步迫害,《慈善法》、《境外NGO管理法》等压制性的法律纷纷出台。这样,民间在收集传播信息、公共健康教育、筹措物资、自我组织和协助处理危机等方面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在这方面,法律不是废纸一张,就是“一直充当政治的打手”。(劳东燕)在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重大人权事件中,中国也曾出现不少吹哨人或人权捍卫者:高耀洁、蒋彦永、胡佳、高智晟、谭作人、陈光诚、吴立红、王淑平、吴淦、刘飞跃、赵连海、唐荆陵、许志永、伊力哈木、黄琦等等,但他们无一能避免被消声、被判刑、被流亡的命运。
   
   (3) 专制体制难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毒食品、毒疫苗、黑砖窑、艾滋村、癌症村、上访村、鬼城、雾霾、矿难、非洲猪瘟、聂树斌死刑错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社保黑幕、基金黑幕、p2p骗局等,这类事情一再发生,一错再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交错复杂的制度安排。专制体制的决策没有经过民主商谈、没有投票、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必然不断犯错;同样道理,犯了错也难以纠正、事后也难以吸取教训。习近平把中共从集体独裁变成个人独裁,“定于一尊”的结果是,犯错更容易,纠错更困难。2003年政府隐瞒SARS疫情四个多月,导致蔓延29个国家和地区。这次疫情,中共没有任何改进,而是变得更加恶劣,导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
   
   (4) 官场的逆淘汰与“磨洋工”。虽然中国党政机关中也有智商高、能力强的官员,但在官场如鱼得水的往往是溜须拍马的好手,所以存在“官场逆淘汰”之说:讲真话、讲原则、洁身自好的人要么淘汰出局,要么没机会晋升。因为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他们只需满足上级制定的一套考核标准;人民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问责的渠道。官员选拔中存在严重的腐败:买官卖官、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都极为普遍。中共的“政治挂帅”,也使官员把意识形态、政治忠诚、维稳、个人前途等政治因素放在第一位,环境、长远效益等放在次要位置,而法治、民意、人权更等而下之。多数官员是为了特权、腐败的机会才去当官的;没有好处的时候就会选择“磨洋工”。很多人观察到,习近平选择性的、运动式反腐让地方官员降低了工作动力,“怠政”现象日益严重。
   
   (5) 专制造成体制性的腐败以及对民生的忽视。腐败既是治理溃败的表现,也是治理溃败的原因之一。财政无民主,开支无监督,大量纳税人的钱财被用于维稳、军费或形象工程,或被官员贪污。工商、司法、税务、卫生、交通、教育、人事、金融、军队等,每个部门都腐败,这导致了体制性的连锁式治理失灵,比如豆腐渣工程、冤假错案、城管暴力、假冒伪劣、黑社会、买官卖官、强制拆迁、黑监狱等,不胜枚举。即使在公共健康领域,政府也与民争利,有学者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医疗产业当成了摇钱树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9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0.02%)的一半,远远不到美国17.07%的三分之一。考虑到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在分配过程中极度倾向少数特权群体,中国的公共卫生医疗的公平度,居全球最差之列。有人计算,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6400万,中国的官民比达到1:18,行政成本高得离谱。纳税人要养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团委、军队、事业单位,不堪重负。公款出国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公消费达到9000亿人民币,还有对外的“大撒币外交”,都大量挤占了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民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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