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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识仁:如何看待社经所系影响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

如何看待社经所系影响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六)
   
   壹、何谓社经所系呢? 1
   貳、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作用究竟如何呢? 1

   叁、为什么说社经所系误导了自由派,他们的改良主义路线后果严重? 4
   肆、为什么说社经所系与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有互相利用的关系呢? 10
   伍、民国派与社经所系、自由派的道统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14
   
   
   壹、 何谓社经所系呢?
   
   八九民运除学运之外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
   八九之后,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尽管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如《零八宪章》就是社经所系起到主要的推手作用,起草人张祖桦和推动人刘晓波就是社经所系的。
   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八九民运的作用是很大的。八九之后三十年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海内外最有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的。所以这里以他们为典型作一个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以及改良主义为何一直能占据反对派、民运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们如何与中共博弈屡战屡败不见前途呢?
   
   贰、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作用究竟如何呢?
   
   回顾七九民运,民刊力量几乎全军覆没。王军涛、陈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虽然停刊了,但人员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可谓硕果仅存。究其原因,这既与他们温和改良的立场有关,更因为王军涛、陈子明等《北京之春》与体制内关系密切,持拥护邓小平的立场,还配合打击汪东兴(见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其内容:1979年初夏:一批理论务虚会派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对汪东兴中南海超标盖房提出质疑,民刊《北京之春》则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予以配合。大标语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汪东兴欺骗中央动用公款七百万元营造私宅必须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此后胡赵执政时期,陈子明等借中共高层改革派给予的政经宽松创办和做大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支民间知识界力量。社经所与改革派高官、体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关系,且吸收和邀约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又与异议人士和大学生活跃分子保持联系。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但孤掌难鸣,保守派力图卷土重来。陈子明、王军涛等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但是陈、王及社经所主张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继续执政。1988年底社经所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对话》里,严家其主要讲不容许中国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讲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忧心改革派被保守派击败,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
   八九学运发生后,陈子明、王军涛等指挥刘刚、王丹、陈小平等推动学运,并且有周密的计划。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经所在5月1日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陈子明做「形势报告」,重点讲了「一主两翼」的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史学家陈小雅着《八九民运史》将之称为「三线计划」,并作了详细研究。学运领袖、研究八九学运的权威封从德也有此类论述。另有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作辅证。但是陈子明等这一方则颇有异议。综合双方之论述,主要是评价和说法上的分歧,但是王军涛等较早幕后隐性推动学运,如刘刚对于学运的策划等,再如王丹等发起绝食突破北高联的温和主张而激进,后来社经所为了保改革而公然与中共博弈,在知识界与学运结合上起到最大作用,并且力图使学运配合这保改革的整体战略。这是多数史家和亲历者的史实上的共识。
   社经所负责人之一谢小庆在「六四」的第二年就发表文章写道:「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谢氏对于中共要缉捕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愤愤不平说:「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载《北京之春》2010年)写道陈子华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内容:「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应该确切的说,中共统战部的委托,使社经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全面介入和主导知识界以及学运,又可以与中共对话谈判,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于是社经所介入八九民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关键点走向全面展开。综合整个运动中的表现,可以总结出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总体战略是:整合知识界,力争主导学运,且交通中共,这样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既然要谈判,就要以知识界和学运之进退为实力基础,必然要「以战促谈」。陈子明认为:「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见《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页)。于是以社经所为主成立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门都是社经所的人主导,知识界面对危局没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来了,社经所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北高联是学生组织中最权威最温和的,却莫名其妙被一时「骗」出广场然后被王军涛等设计劝说而没能够再返回,广场上的学运权力被广场议会和广场指挥部掌握。陈子明等企图以王丹等主导广场指挥部、广场议会,从而主导学运,但王丹缺乏声望,毫无可行性,首联又无指导广场指挥部的权力,主导学运的意图落空。
   陈子明、王军涛等重视博弈,希望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以对话和谈判解决政治危机,要在实力和法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共国的法治是中共的习惯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国的成文法(从国法到党法)仅仅是「门面」,而且中共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纸红头文件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废立任何其他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习惯法,邓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决策者,依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和政府、军队皆会听从于邓小平,而不是当时党总书记赵紫阳或者国家主席杨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会以及委员长万里。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邓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长,陈云等中共元老构成的理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还要听理事长的决策,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都只是权力有大小的秘书长而已。改革派的吴国光等称「六四」也是一场政变,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最高统治者是邓小平,赵紫阳总书记是大秘书长的角色,废立大秘书长不足以称政变。陈子明王军涛等主张的这种路线显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独特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再者他们也不了解中共残暴统治的历史传统。中共镇压人民毫不手软。土改是夺财且杀人立威,村村见血。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杀人百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但是没有发生大暴动,因为武装拦截使饥民不出村不出乡,使他们分散饿死在乡村。这是中共学习了俄师的经验,苏俄在乌克兰大饥荒时就采取这种措施。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远远不如前面列举的中共对待中下层老百姓那么残暴,但是因为打击到中共体制内的众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传播得很广。陈子明、王军涛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质和根源,就不会构建那样的路线,也会预见到中共必然发动「六四屠杀」。但是红旗下长大的陈子明、王军涛等是不可能那么深了解中共本质的。同样文革后的大学生更想不到中共会这么邪恶。封从德讲得很直白,八九学运的失败在于学生的无知和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针见血的。学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获得的,红旗下成长为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只有改良意识,也无知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这就是八九民运必然失败的民运方面的根本原因。这失败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讲「见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旧思想行为还在改革梦破的今天积习成性地发作。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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