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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善良还是懦弱

谢选骏:中国人是善良还是懦弱
   
   《中国人集体性遗失的品质》(微博 我勒个 wolege.com 2019-11-21)报道:
   
   

   01
   
   20年前,高晓松游历欧美。
   
   外国人问他:你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高晓松想了很久,最后他回答: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用“温良恭俭让”生活了几千年,你们相信法律,我们相信善良,我们世世代代就靠传统的文明来塑造我们中国人的人格。
   
   20年后,我想他的回答依然不能代表当下的中国人,甚至连温良恭俭让这个词都无人提及,变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
   
   早些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写道:中国人在面对不平等待遇和欺辱时,总是选择忍气吞声,一副“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姿态。
   
   而如今的中国人早已不是如此,更似乎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特别爱生气,在微博上,随便翻开一条,下面总会有各种恶言恶语。
   
   比如一部电影,不管你是好评中评差评,只要发表言论,毫无例外,你将要得到的就是挨骂。
   
   只要去翻微博,就会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活得特别糟心,烦心事特别多,容易动怒、容易恶语、也容易愤怒,鲁莽得像一头公牛。
   
   在我看到的书籍里,过去的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民国年间,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兄弟反目,是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决裂,处理方式非常简单,周作人写一张纸条,递给鲁迅,然后鲁迅搬出院子,最后离开北京。
   
   这一生两兄弟交绝,一句恶声也没有。如果搁现在,拆迁赔款,两兄弟估计至少打个头破血流,对簿公堂。
   
   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分开,分手方式也非常简单,张爱玲把30万稿费寄给胡兰成,然后一生不见,恋人交绝,也是不出一句恶声。
   
   如果搁到现在,夫妻分手,估计全是李国庆这般。
   
   民国年间,温文尔雅的还有胡适先生,早年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从来都是温文尔雅,不出一句脏字,更不进行人身攻击。作家羽戈曾这样描述胡先生:
   
   “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过去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很疑问。想来想去,其实就是因为过去的人因为儒家熏陶,内心里有羞耻感,知道做哪些事很丢人,会让人笑话,知道哪件事可以做,而哪件事却不能做。
   
   这些年来,你会很惊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体面和温和在日常生活里慢慢变得无处可寻了。而该有的体面,该有的教养也荡然无存了。比起过去人,我们现代人脸上虽然少了凄苦感,少了受欺负的样子,但又平添了几分戾气,少了温和平静内敛的气象。
   
   02
   
   过去人常讲温良之道,意思是做人不仅要温和,还要有良善。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讲“善良”,但却变了味道。
   
   有段时间,媒体千篇一律都在写“善良”,标题是“善良很贵,滥用就是罪”、“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善良”、“善良过了头,就是缺心眼”等等,诸如此类。
   
   我会不解,善良不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吗?什么时候行善也成了一件稀缺、必须小心翼翼去做的事了?
   
   看多了太多现实,也就会明白:我们这个时代,善良总是被恶意和别有用心消耗,久而久之,人们的脸上只剩下集体性的冷漠。
   
   说到善良,总会让我想起杜月笙,上世纪30年代,青帮大佬杜月笙纵横上海滩,一生仗义疏财,几乎买了整个上海滩的交情。儿子出生后,杜月笙为其取名杜维善,意为一生维持良善。杜维善晚年,有人问杜维善:都说你父亲是黑帮?黑帮是什么?杜维善想了很久,最后只说一句话:“黑帮其实就是帮忙”。
   
   就是在这个地面上,外来人想到上海街面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不仅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是要找人帮忙的。人家今天帮了你,等有一天你兜得转了,你也要帮人家。
   
   我们今天的人,把善良看成一件复杂、需要小心衡量的事。而过去的人却不这样,他们把善良看得简单纯粹,就是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的帮忙,商人的善意是帮忙,文人的善意是帮忙,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他们眼里的善良呢,也是帮忙。
   
   就拿鲁迅先生来说,大众印象里他是抨击时政的大作家,其实私下里,却也是愿意帮忙的普通人。
   
   30年代的上海,有很多的人力车,靠体力养活一家老小。鲁迅先生就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合计,由鲁迅购买茶叶,内山提供茶桶水杯兼职泡茶,放置在自己位于四川北路的书店门外,供过往的行人,主要是人力车夫解渴,这些茶水一律免费。
   
   但每过一段时间,内山先生就会发现茶桶旁边有几个铜板,都是那些车夫们主动留下的。
   
   他们虽然过得艰苦,但内心是善良的、柔软的,也是简单的。情义之间,真真切切,也切切真真。
   
   03
   
   我们这些年,内心和行为上的节制,似乎也被傲慢的无礼所代替。能在内心上做到真正对他人保持恭敬尊重的人,像是稀有动物。
   
   这种行为上的傲慢是无处不在,我出差常坐飞机,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吵闹一路,聒噪一路,一会儿要毯子,一会儿又要饮料,把空姐呼来唤去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
   
   去餐馆吃饭,也是如此,会经常看到一些人,衣冠整齐,斯斯文文,可一张嘴招呼服务人员,架式却像奴隶主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
   
   我们常讲“温良恭俭让”,“恭”是什么?其实就是谦恭,是发自内心的客客气气和待人接物真诚。是身上有那种对他人的敏感,为他人的考虑,对他人的照顾和周全。
   
   在我看来,没有谦恭的人,即使身价如何,依然是行为上的下等人。
   
   而我在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身上,却可以找到这种谦恭。
   
   90年代,梁文道出书,办节目,做电台总监,香港人都认识他。
   
   可每次参加活动,有人送他东西,哪怕是一片纸,递一个杯子,他都会用双手接住,非常谦卑地去感谢。
   
   有一个人在台北的街头偶遇梁文道,看到他在一间狭小的店铺里吃饭,他坐在最靠近通道的一个座位上,一旦有人通过,他就主动起身,然后轻说一声抱歉。
   
   梁文道的举手投足间,你会很轻易就看到老一代中国读书人身上的那种谦恭。说话有说话的谦恭,行事有行事的谦恭,待人接物有待人接物的谦恭,这些行为都非常具象细微、恭恭敬敬、客客气气。
   
   04
   
   2008年,陈丹青去了一次台湾。
   
   去过台湾的人,也许会感慨,感慨台湾街道不像大陆日常翻新,他们似乎几十年毫无变化。也会感慨台湾经济的凋敝,感慨议会选举的混乱,但我们依旧会被台湾所感染,感染我们的,往往却是他们保持了汉民族的内心节制之美。
   
   陈丹青见识到的全是台湾的琐碎,事无巨细的安排,敬业的服务令他惊诧,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即使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店老板一看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也会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尤其是走在人群中,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急不慢,礼貌、笑容、抱歉、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即使穿越斑马线这件小事,陈丹青也觉得只有自己粗心、急砺,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后来他写文章说:
   
   我已像久在大陆的人的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反观我们如今的生活,节制似乎距离我们太远,自我克制更是痴人说梦。
   
   电影院,有踢凳子的,嗑瓜子的,也有带小孩大声言语的。
   
   地铁里,有大声打电话的,有为了一个座位吵架的。
   
   飞机上,有坐在头等舱脱了鞋把脚树在机舱壁上的,对他人的感受却是置若罔闻的不管不顾。
   
   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是粗暴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心不在焉,这几乎是我们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经验。
   
   这些无节制的习惯,其实都是心里、眼前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而反观港台一些年纪大的文人恰巧身上还尚存一些自我节制、自我克制的优美。
   
   香港的蔡澜先生七十多岁,只要出门,永远都穿着一袭料子很好看的黑衣,拄着一支精美的拐杖,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微笑、寒暄、握手,处处都有着过去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感,热情但不过分,知世故而不勉强,让人觉得温良而有教养。
   
   蔡澜吃东西,永远都是只吃几小口,有人很诧异会问蔡先生:“你为什么吃那么少?是不是做了一辈子美食,吃腻了?”
   
   蔡澜总是笑:“就算是最美味的食物,浅尝一下就够了。”
   
   一个浅尝,其实就是节制,对美好的东西不过分贪念,用七分力,留三分余地,面对食物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凡事不可太满,满了便失真味。
   
   古代中国一直提倡的俭,而今的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都令人惊喜。俭不只是节俭,更多时候是内心的节制,行为上的节制,凡事都有分寸,没有人规定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但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节制,在琐碎的事情保有一分敬畏。
   
   05
   
   再说到“让”,我感触就更深了。
   
   杭州每年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会去杭州看望朋友,去他家会穿越一座一百米长的拱桥。桥面正在修正,两边的行人通道被围起来,供电瓶车通过。
   
   我会骑一辆电瓶车,缓慢骑车上去。窄窄的路面,每次经过,都会异常小心。而每次经过毫无例外的却是,身后正在疾驶的电瓶车,每一辆都急促地按下喇叭,没有人愿意多等半分钟,每一辆都想快速通过,每一个人都主动放弃秩序里的安全,都在抢,抢时间,挤过去。
   
   每次,我都会想:
   
   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赶、这么抢,然后如一股烟般迅速消失,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呢?这多像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又要去往哪呢?
   
   反观我们的琐碎的日常,“抢”似乎是我们今日的文化。商人要抢,抢时间,抢商机,抢他人的隐私;官员在抢,抢升官发财,抢政绩满满,抢座位排序;文化人在抢,抢文化排名,抢露脸机会,抢学术地位;即便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在抢。
   
   生活里,开车要抢道,坐车要抢座,排队还要插队抢前。各个单位部门也没闲着,抢名人故里,抢文化城市,抢国家政策,抢与世界接轨。“假装情义”、“揣度他人”、“戾气满满”、“好利急功”,“无利不往来”、“傲慢无节制”几乎变成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当下的社会情绪。
   
   至于让,更别提了,那是一个已经久远的中国美德。
   
   一个社会的温良恭俭让转眼之间,莫名地荡然无存了,倘若我们当下的中国,还能够保持 “温良恭俭让”,温,是儒家教养的温和;良,是骨子里的善良;恭,是对他人敏感的谦恭;俭,是体面的自我节制;让,是不那么好利急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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