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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二)

   (12)其实,在欧阳哲生理论中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概念,要算是“自由主义”这概念了。但欧阳哲生却没有给出他的定义,这是非常令人疑惑的。更可笑的是今天还有人居然自称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在这里我想举的例子中主人翁正是前面欧阳哲生提过的殷海光其心目中最最佩服的哈耶克,这是被誉为世界级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我们用哈耶克与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为例来说明之。
   
   我在发表于2018年6月《北京之春》的 《必须批判胡适的科学主义》 讲,“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如此地批判科学主义,他指出:“它们(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可是,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但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科学的反革命》,第4页)
   我在《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 (七)中说了下面的一段话,“拿考察上面列表中的对应关系为例,在讨论第四种思潮余英时陈奎德的新自由主义派与哈耶克胡适之间关联时,就会发现胡适与哈耶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新自由主义派定义得太宽太滥等等的矛盾之处,并要设法寻找出解决之道,或者找出唯有全面否定胡适的思想方可达到全面的完美解决之道。”
   我在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发现这一现象,即陈奎德在当下既向中国民运推荐哈耶克,曾著作陈奎德:《海耶克——二十世纪的先知》,又向中国民运推荐胡适,称胡適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樞人物,类似于有人所宣称的二十一世纪是胡适世纪。而哈耶克和胡适在对待科学主义这个问题时表现出绝然不同的立场,根本无法妥协,要么赞成哈耶克,要么赞成胡适,这中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因为胡适与其老师杜威一样,是位实证主义者,科学主义者。而哈耶克则是位反实证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陈奎德必须明确地表示其立场。至于我是怎样看待哈耶克,则只好留待我有时间后再来仔细分解之。 ”


   
   这个例子说明了,对于欧阳哲生理论中贯通全文的最主要、最重要、最需要澄清的“自由主义”的这一概念,欧阳哲生都没有给出他的明白又精确的定义,况且,在欧阳哲生理论中的大部分的用词都是采取了类似含糊其辞的处理方式,略有基本逻辑学知识的人读过欧阳哲生文章后,就会马上发现,欧阳哲生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学与基本逻辑学方面的知识,甚至在其本历史专业及思想史专业上当谈及作为其论点的论据,即历史史实时,都会出现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不是钳口结舌,就是煮熟的鸭子嘴巴硬。这也说明了欧阳哲生不具备历史解读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起码能力,也不具备基于历史内部来理解政治的起码能力。
   
   其实,缺乏基本逻辑学知识不仅仅是欧阳哲生一个人的现象,而是受到长年的共产党的
   马克思主义,这种世俗政治宗教阶段的政治救世主主义“独断论”的教育,长年喝着狼奶所带来的基因变异。请诸位读者千万别小觑了一个概念定义的不精确,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根本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说全国十亿人,包括发起人毛泽东,都没有给走资派这一新概念交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以至造成了全国都将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掌权人管理人全“等同于”走资派给揪出,未经审判就给打倒。就是连总共只有三个人的农村供销社某某村分社也都得揪出一个走资派来。全国上下十亿人全都非理性地疯狂起来,个个既扮演检察官角色,同时又扮演大法官角色,未经任何法律审判程序揪着一个个戴高帽的走资派到处游街,瞬间全国就变成了红旗招展的红海洋。
   更详细的资料请参考孟泳新《从法制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现况》(2015)。“在马克思的“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毛泽东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破旧立新”、“灵魂深处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诱惑下,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在根本没有搞清如何分辩有错与有罪的界线、根本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采用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确定某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施行怎么样的行政与刑律处罚等等重大的法律秩序原则问题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处心积虑、精心谋划、妙使请君入瓮之计,于六六年发动了史无先例的文化大革命”。
   再举个例子,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究竟错在何处,各样的人对此问题各有不同的评判,其中自然有曾被打成右派的,也有俗称右二代的右派子女的,有些评判是比较正确、有价值的,如张成觉说反右运动是违宪的。但仅此还是远远不太够。其一,要讲出违宪的宪是哪一本宪法?还要讲出,为什么你认为是违反宪法的理由?其二,还要清清楚楚地讲出违反那本宪法文本的哪一条哪一款的规定;其三,最重要的是还须要提出一个无可辨驳的法理逻辑链,像检察官在法庭上提出的环环相扣的证据逻辑链一样。按我的意见是,共产党搞的反右运动迫害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最主要的是违反一个国家立法(确定宪法法律)的最本质最起码的精神、立法精神、法律主义,故不仅要到中共宪法里去寻找,更要到自然法、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公约、法律史等等里去寻找。若能像德国拉德布鲁赫那样从法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共的反右运动,那将为中国的未来建立了一个大的功勋!像章立凡,我专门直接地点了他的名,请他认清共产党是有错还是有罪这一问题,但他与胡平一样,至今一直没有在公众面前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还像若无其事地摆着“理论家、历史学家”的架子向大众喋喋不休地说教。较详细的说明可参见孟泳新《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 》一文。下面只是主要问题的提示;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首先得向全国人民讲清楚,何为右派这个问题。并且不可以带有任何一点随意性,否则就失去了它的公正性。这就是概念的定义问题。(毛泽东对概念的定义从来都是茫无所知,上面讲的走资派定义也是如此。)历史上反右运动中的右派概念是一个罪刑的名目,那么立法人(这里是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必须懂得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立法人必须懂得,“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讲的是罪的法定,是指當一个人的行為符合刑法明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才能將该行为人視為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讲的是刑之法定,是指當行為人被認定为犯罪,必須依照刑法的規定將之處罰,在刑種、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過刑法的明文規定。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結果。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对法律毫无起码的知识,法盲一群。罪刑法定原则还有一个派生原则叫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所谓刑法效力无溯及力,是指根据某行为实施时的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行为,而是根据实施该行为以后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新法是犯罪的,不能以新法定该行为为犯罪,处于刑罚。因此刑法无溯及力也称“事后法的禁止”。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刑法》就规定了:“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1949年2月共产党废除了六法,从此,毛泽东自己都说,我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反右运动是严重地违反了法律主义,这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邓小平死了,当今的习近平必须平反反右派运动,不留一个地给每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完全彻底地平反,在全国各大城市及省城树立纪念碑以示谢罪!1920年7月15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期上发表了张君劢《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一文,在写给张东荪的第二封信上,张君劢说, “俄以偏于革命手段故,得于社会主义,而失于法律主义。” 当今的余英时欧阳哲生还不及一百年前的张君劢清楚地认识共产党,还在吹捧为苏俄文化入侵中国破开缝隙的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严家棋还要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岂不更是荒谬之至!
   再举个例子,大陆共产党千万党员都不知道,“理论”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样的句子方能成为理论,江泽民王沪宁竟然把三个祈使句变成了“理论”,并且将之写进宪法之内。岂不让天下人贻笑大方?!
(2019/11/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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