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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到来 谁是海外民运新领袖?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谈到中国人的政治焦虑。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每到历史的转折关口都会出现全民焦虑现象,因为大家失去了方向感。清朝末年,危机四伏,中国像一艘巨轮颠簸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焦虑。1949年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未来的新中国会是一副怎样的光景,谁都不知道,焦虑感弥漫社会。十九大后,中共政策发生巨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寿终正寝,习近平的新时代粉墨登场。中国开始从后极权主义时代返回极权主义时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中共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加剧了中国人的焦虑感,但中国的政治变局却为海外民运再次迎来了新的机遇。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从1983年在美国建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始。目前海外民运主要有民联、民阵、民联阵,还有自民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海外民运在1989年民主运动后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期,但随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西方国家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渐渐冷落海外民运。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使众多海内外华人开始远离民运,闷声发大财。海外民运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期。


   
   在海外民运的冬天,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一是山头林立,各自为阵,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二是资金枯竭。民运人士处于白天打工谋生,业余时间搞民运的窘境。甚至有的政党或者领导人公开主张通过政治庇护,谋求经济利益,使民主政党变为难民党。三是政治纲领和愿景不明。海外民运尚无明确的中国政治转型思路。四是,中共渗透严重。中共以利益为诱饵收买了一些民运人士,制造噪音和事端,搅乱和污名化海外民运。五是,内斗不断。海外民运整个生态不健康,缺乏相互尊重和包容,民运人士相互攻击、谩骂。有人甚至把民运人士概括为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瘾的,有任务的和有需求的。六是,消极悲观情绪弥漫。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国家重经济、轻人权的局势,众多民运人士感到中国民主转型前景暗淡,失败情绪蔓延。七是,缺少优秀领袖群体。海外民运不缺有雄心的领袖,也不缺具有战略思维的领袖,但缺少真正有民主宪政理想、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动员、实干能力强、淡泊名利和人格健全的领袖。总之,我认为,海外民运的问题可以简单归纳为两个,一个是缺少时势,另一个是缺少优秀领袖群体。
   
   毋庸讳言,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民运处于低潮期。时势难违,没有时势,就没有优秀领袖脱颖而出的舞台。秦朝末期若没有苦秦久矣的时势,无法产生刘邦、项羽这样的政治枭雄;东汉末年没有政治腐败和民不聊生的时势,也无法产生曹操、孙权和刘备这样的群雄,诸葛亮再有本事,也只能老死隆中。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大有从贸易冲突向全面冲突蔓延,民族冲突尖锐,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官员们官不聊生,习近平极权主义新时代为海外民运的再次兴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可以说,改变中国政局的时势已经具备。时势在呼唤具有新理念、新战略、新格局的海外民运新领袖。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一起思考,那就是新的海外民运领袖需要怎样的政治素质?我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格局
   
   海外民运领袖应有远大志向,追求公义而非私利,引领或适应世界潮流。格局小,目光短浅,追求蝇头小利,难成大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天下为公。性格决定个人命运,对政治家而言,格局、境界决定政治命运。三国时,曹操曾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评袁术为冢中枯骨;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刘表虚名无实。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第二,德行
   
   民运领袖应诚实信用、谦卑、学习、乐观。有人认为政治家必须狡诈、心狠手辣,这是误解。政治家必须有人格魅力,才有追随者。没有诚实信用的政治家只是政客,靠欺骗、谎言博取信任的最终会被社会抛弃,玩火者自焚。民运领袖应谦卑,时时反省自己的不足。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说:我只知道,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民运领袖应善学习,在书本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有人认为,政治家是社会活动家不理论家不需要读书。唐代诗人章碣曾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孙中山先生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曾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写出了《建国大纲》,对中国的铁路、矿业、水电进行了整体规划。民运领袖应具备现代知识,对中国宪政制度、民族冲突、经济转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操作方案。民运领袖应乐观豁达,不为艰难险阻所困。
   
   第三,冷静、谨言
   
   民运领袖应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被他人控制,保持对局势清晰的判断,同时要果断决策,甚至壮士断腕。冷静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冲动、意气用事是政治家失败的重要原因。民运领袖要谨言慎行,控制自己的表达欲望。
   
   第四,用人、宽恕
   
   民运领袖要重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任人唯亲,不广纳贤才,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从历史经验看,周文王重用姜子牙;秦始皇重用李斯;刘备重用诸葛亮;刘邦重用张良;唐太宗重用魏征;朱元璋重用刘伯温方成就大业。政治博弈实质是人才博弈。民运领袖要宽以待人,有容人之量。东汉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大破袁绍。在清点战利品时,曹操发现了许多通敌书信,他不看便要人烧掉,而非追究当事人责任,他说“当初,袁绍兵力远胜于我,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能自保,更何况是他们。与袁绍勾结只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大度是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小肚鸡肠是政治家的大忌。清代官员张文端老家旁有块空地,后来空地被邻居吴氏砌墙占用,两家争执不下。张家人传书到京城,张公写了一首诗寄回老家: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第五,原则、妥协
   
   民运领袖应处事有原则。中国古钱币,外方内圆。方是原则,圆是变化。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让步的,如民主、法治、人权以及民主宪政等。但民运领袖也要善于妥协,善于博弈,寻求双赢。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都是妥协的产物。
   
   第六,合作、坚韧
   
   民运领袖应有团队精神,发挥团队成员创造力,使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与团队目标合一,体现每一个人的价值。同时也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兼收并蓄。民运领袖应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受得了屈辱。
   
   以上是我对海外民运领袖政治品质的看法。纵观海外民运现状,固然有多种原因可检讨,但缺少优秀的政治领袖群体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优秀的政治领袖,即使具备社会变革的时势,也不可能完成宪政民主转型。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海外民运的定位,那就是揭露中共的腐败和暴行;推动、支持国内抗争运动;营救国内民主人士;动员台湾、香港和国际社会正义力量;提供政治转型方案。中国民主转型的主战场始终在国内而不在海外,推动中国变局的主力军始终是中国人民自己。海外民运应与国内民运紧密互动,相互支持。谁能成为海外民运新领袖呢?时代在呼唤。
(2019/08/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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