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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香港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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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香港问题的出路


苹果日报《官方候选人制度》一文最后处谈现在『香港问题的出路』


官方候選人制度 - 嚴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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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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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明文規定了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的目標」,但今天香港的現實是,根本不存在一條統往這一目標的道路。2007年胡錦濤時代,當時北京擬定了一個香港《普選問題的決定》,規定2017年行政長官實行普選。


一個政府,與一個人一樣,要遵守自己的承諾,說話要算數。一個人不遵守承諾,只有少數人知道;一個政府不遵守承諾,千百萬民眾都知道。即使這個政府表面上說遵守承諾,實際上背信棄義、不守承諾,對一個人、兩個人可以掩飾過去,面對千百萬民眾,是無法掩飾的。這是常識,如果一個政府不重視這樣的常識性問題,怎麼可能有效地治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呢?


胡錦濤時代作了香港普選的決定,是遵守《基本法》第45條的承諾的行為。在胡錦濤離職後,到規定實施普選前三年,也就是從2014年8月31日起,北京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用多種手段,發佈決定、辦法,把2007年的決定,改造成了香港人所說的「假普選」。這一改變的核心是,在行政長官的選舉中,1200人的「提名委員」和提名辦法,是一種北京操縱的「官方候選人」制度。在「官方候選人」制度下,「自由選舉」變成了「受控選舉」。


「官方候選人」制度,由來已久。在19世紀50年代路易.波拿巴時期的法國,議會中也有許多「官方候選人」當選的議員,當時的法國總統路易.波拿巴就利用這些議員,控制法國議會,把議會變成他個人專制獨裁的工具。中國大陸內地的「官方候選人」,由「控制程度」不同的「官方候選人」組成。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省市縣委書記、省市縣長只有一個「官方候選人」。各級黨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人數,才可以多於「當選人」人數。在共產黨的各級代表大會與各級人大,控制程度也是不同的。全國人大對候選人的控制高於省一級,省級高於縣級。縣級人大代表由直選產生,既有「官方候選人」,也有自由提名的候選人,少數自由提名的人也能夠當選縣人民代表,但到全國人大一級,幾乎只有「官方候選人」才能當選。全國人大全部代表,都是由省、自治區一級的代表選舉產生的。通過選舉前非常複雜的篩選程序,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人,是省級人大代表,他們幾乎都是由縣級人大會議上的「官方候選人」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的被選舉人,更是「官方候選人」。如今,北京把內地的這套複雜又複雜的「受控選舉」辦法,移植到香港來了。與內地不同的是,行政長官正式的「官方候選人」,是二、三人,而非一人。這一不同,對專制的中國來說,非同小可,等於內地省長、直轄市市長、自治區主席有二、三個候選人。從毛澤東時代,到今天,這種事在內地從未出現過。因為,當選後有實權的候選人只有一個,黨指定誰,就是誰。


「受控選舉」這套辦法,很快就被香港立法會部分議員看穿,知道這是一種取消自由選舉的程序手段,公開表示反對。然而,香港《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的選舉,從選舉辦法制定的程序、候選人產生的程序,整個繁瑣不堪的過程形成一個產生行政長官的曲折而又漫長的「通道」,又在其中散佈了荊棘、鐵釘,甚至陷阱。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投票,70名立法會議員,缺席34位,只有36位在場參加投票,以28票對8票否決了香港行政長官新的產生辦法。


這一否決,把「普選」的可能性封殺了。這就是,香港不到半數的立法議員──28名議員,在6·18投票中,廢除了香港《基本法》第45條明文規定的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的原則。28名議員按自己意願投票是他們的權利,看上去,似乎是立法會自己否定了普選原則,實際上是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月31日決定及其後的一些辦法,造成胡錦濤時代通過的《普選問題的決定》不可能再執行,而玩弄的手法。這是一種不遵守承諾、欺騙人民的行為,是近代歷史上獨裁政權利用程序,扼殺自由選舉的行為。


2017年,林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的777票,從彎彎曲曲的「通道」中爬了出來,成為新一屆行政長官。在民眾眼裏卻是,由於香港《基本法》規定的普選之路被封殺,林鄭才得以上台,而且是歷屆行政長官中首位當選時民望淨值為負的特首。


《基本法》中有規定普選的承諾。因此,香港民眾從1997年香港回歸開始就懷有對普選的希望;十年後的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做出相應的《決定》,香港民眾似乎覺得已經走在通往普選的道路上,盼着在2017年實現由500萬香港選民直接投票的普選。然而,這一希望,在胡錦濤離任後的2015年6月18日被改變了,到2017年則被完全扼殺了。2019年,林鄭企圖讓立法會通過《逃犯條例》。這一條例不僅動搖香港司法獨立的體制,而且,破壞了基本法中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承諾。北京一貫不遵守承諾,沒有法制,不講信義的所作所為一直是香港和內地人民所深惡痛絕的,因此,一場、兩場、三場、不知道多少場的、數萬、數十萬、數百萬民眾自發的和平示威抗議就在崇尚法治的香港發生了。在北京有關部門的授意下,把一些帶面具的人的有意行為作為暴動的所謂「證據」。這種事,幾個人能夠挑起嗎?能夠藉口極少人損毀物件的暴力行為,把數十萬、數百萬民眾和平示威抗議說成是動亂、暴動嗎?能夠以此作為在香港實行「緊急狀態」的理由嗎?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要尊重絕大多數人的意願。一個政府,用暴力或暴力威脅,對付數百萬民眾,想有好的結果,是不可能的。


香港問題的解決辦法,直到現在還掌握在北京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手裏。面對香港現實,通過一個新決定,取消行政長官的「官方候選人」制度,把《基本法》45條的普選條款,認認真真、不折不扣地實施。而《基本法》關於普選的規定,還需要進一步在條文上明文規定。建立香港行政長官對香港人民和立法會的政治責任制度,這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真正出路。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

转载自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8月10日


   
   【插图是苹果日报原有的】

「紧急状态」就是实行「一国一制」


    香港《苹果日报》2019-7-27
    严家祺
   
    香港大游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一个城市,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参加抗议游行,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多次参加,这已经充分表达了这个城市民众的愿望和决心。21世纪的今天,在地球大部分地区,这种民意表达,就足以造成这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和平更迭。
    香港大游行有五大诉求,只要特区政府承诺实施五大诉求,香港大游行就会停息下来。就像1989年北京一样,当时只要邓小平撤回4·26社论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学生就会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学运就会得到平息。全人类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政权,要与90 %以上民众的诉求对抗、镇压人民,罪恶种子会发芽,结果,从来是当时的掌权者或后继者的灭亡。
   摆在林郑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公开声明,撤回修例、撤销「对香港数十万、上百万人的大游行动乱、暴动的定性」,站到香港人民一边;二是辞职,按《基本法》规定,由政务司长临时代理林郑的职务;三是林郑在北京宣布「紧急状态」後,听任北京安排当「傀首」,也就是「傀儡特首」。如果林郑辞职,《基本法》规定,在六个月内按照2017年的方式,重新产生新的行政长官。在林郑下台後六个月内,只要仍然没有宣告撤回修例、撤销「大游行动乱、暴动的定性」,香港还会发生一次又一次大游行,代理行政长官仍然难于控制香港局势。
    北京驻香港的中联办负责人,前不久提出行政长官必须「有效施政」。「有效施政」是北京创造的新名词,是为日后在香港实行「紧急状态」准备的。香港特首林郑说,她想要通过的《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同时香港90 %以上民众要求她下台,这可以被北京「新四人帮」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已经不能『有效施政』」的借口,也就是《基本法》第18条所指的「不能控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怎么办?
    现在香港民众就是继续大游行,继续要求林郑下台,要求实现「双普选」。而少数愤怒的年轻人,可能会采取激进的做法。一旦有混入激进人群中的戴着面具、从内地来的几个人、几十人使用暴力制造混乱,北京就会把暴动的罪名扣在没有使用暴力的香港本土激进的年轻人头上,把99.99 %和平游行说成是动乱、暴乱,同时,继续抓捕「暴徒」。这种事件一而再的不断发生,似乎香港警察无力有效执法,加上民众对特首的不信任,北京就会把香港局面定性为《基本法》第18条上说的「不能控制」状态。而现在,北京当局反复强调,驻港部队不得插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让北京充分做好舆论和实施紧急的准备。一旦北京认为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借口香港发生「暴乱」,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紧急状态的决定》,国务院就会发布若干条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
    有人现在会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来的,有《中英联合声明》保障,不会取消。事实是,2018年,全国人大已经取消了邓小平提出、宪法明文规定的国家主席「两届限任制」;今年6月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记者会上说:「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20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中英联合声明》第3条是中国政府声明,包括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12项,其中有「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陆慷上述讲话是一个废除《中英联合声明》中「中方向全世界承诺实行的政策」的信号。实行「紧急状态」,就是取消《中英联合声明》中「中方向全世界承诺实行的政策」中的部分政策,把「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
    这不是耸人听闻,是北京驻香港的中联办负责人「有效施政」四个字中透露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
    人们要问,北京为什么不可以顺应香港民意,这样,香港的问题也就得到妥善解决。问题是,中国大陆内地,早已发生过一次又一次抗议、示威、游行。香港這樣抗爭,對14億人起了示範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小事处理不当,就可能蔓延开来,导致北京政权更迭,或发生更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新四人帮」只有一个选择,而且可以以《基本法》第18条为根据,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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