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山西运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率部参加长征，与中央失去联系，转战900多公里进入陕南，创建鄂豫陕根据地。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隶属林彪四野系统，曾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并参与指挥了塔山阻击战。然而1955年时，程子华与授衔荣誉失之交臂。网友“泛栖”撰文《说说程子华》披露，程子华率部发动密云战斗险些坏了毛泽东一盘大棋，加上与林彪的关系一般，程子华的军旅生涯，可能就是在密云城下定了终身。

   我军的“山头”，是对革命战争时期，不同根据地、不同部队序列的群体的一种别称（或俗称）。我军的“山头”是历史形成的，它并非人为“拉帮结伙”的结果。我军创建有个特点，早年白手起家的时候，是各路英豪们各显神通，三五个人便竖起旗杆，拉起山头，然后“激流归大海”，最终汇集统一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通过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的形式逐步实现的。在全国这种大大小小的红色政权的建立，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个“山头”。这种山头的形成是以鲜血和生命为纽带的，乃至于带有浓厚的侠气，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他们参加革命后一直就在中央红军，以后又在八路军115师，后又在东北四野，是隶属一个山头的。

   毛泽东历来承认党内军内的“山头”，他主张、也身体力行地削平“山头”。 他曾多次告诫麾下的统兵大将们：“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他如此声色俱厉地强调，当然是因为有人在搞山头主义，而且挺严重，他不得不屡屡予以警戒。

   在我们军队里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文化高，参加革命早，贡献大，能力强，但由于革命的需要，工作频繁变动，在很多“山头”呆过，如张宗逊、程子华等。这种情况，无形中也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发展，程子华就是其中之一。

   1905年6月20日，山西运城解州镇一苏姓人家生下了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他不是别人，正是程子华。来到人世仅一个月，程子华被送于当时尚没有孩子的姨妈收养，从此改姓为程，名世杰，后改名为子华。程子华与武圣关羽是同乡。程子华在1922年考取了太原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该校始建于1919年6月，原是军阀阎锡山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全省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它由学校校本部、体育场、农场三部分组成，整个校园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在太原市当时中等专业学校中办得最好，规模最大。1926年国民师范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书记的国师党支部，发展党团员220余人，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等都在这里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12月，程子华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该校后改为中央军政学校。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军政学校改编为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并开发到了广州。程子华在该团参加了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参加暴动的原军官教导团、警卫团、黄埔特务营和工人赤卫队，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叶镛。四师下辖三个团，共有官兵1200多人。程子华跟随叶镛的红四师退到海陆丰打游击。

   红四师失败后，程子华辗转进入国民党岳维峻部队当了排长。受1929年共产党领导的“宜昌兵变”的影响，蒋介石撤销了这个师的番号，改编为独立十五旅，旅长换为唐云山，老军官全部换为黄埔生，连、排长以至于有的班长都被撤掉。党组织负责人只剩下谎称毕业于阎锡山学兵团的程子华一人，继续在该旅二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1929年12月程子华在湖北大冶发动了国民党军独立十五旅的两个连举行起义，史称“大冶兵暴”。这次兵暴是鄂东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大壮举，为湘鄂赣武装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后被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同志誉为“模范式的兵变”。

   在“大冶兵暴”中，程子华时任国民党独立十五旅第二团二营五连排长，当时年仅24岁 。受大冶兵暴胜利的影响，国民党独立十五旅其他各部也相继起义，起义队伍先后来到了红五纵队，在三溪口进行整编，兵暴部队被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红五纵队后扩编为红八军，与红五军共同组建为红三军团，其中，程子华的部队占红八军的三分之一。程子华因领导兵暴有功，1934年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程子华自己说是二等红星奖章）。

   不过，程子华运气不大好，到五纵队后不久就负了伤，到上海治疗，伤愈后调到中央苏区工作，脱离了自己的基本部队，没有了自己的山头，这也是他第一次失去成为山头代表人物的机会。这次负伤真不是时候，兵暴部队本来是很服气程子华的，他呆在红八军很可能会有更大发展，因为红八军虽然是三军团的偏师，但却出了不少人才，后来三军团的两个代表性人物黄克诚、彭雪枫都是红八军出来的，而且黄彭在红八军的资历地位都不如程子华。至于程子华伤愈后调往其他部队，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建军后吸取旧军队的教训，一贯很注重削平山头，避免军阀现象的出现，这种行动从红军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才结束。实际上到建国前，那些各山头有代表性的高级将领就已经几乎没有一个继续指挥原来的子弟兵了（一军团的除外）。

   1931年4月，程子华到中央苏区后，先在地方部队红35军干过一段，历任红35军307团团长、独立三师师长。后调到五军团改造旧军队，任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兼政委、十四师师长、二十二师师长等职，参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建红25军。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25军的处境十分困难。1934年8月的一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特使来大别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传达指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难以补充，苏区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建立新苏区，谋求新的发展。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

   程子华的来到，带来的不再是军委的建议而是中央决定：必须转移，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坚持下去很可能全军覆没。程子华还根据自己的了解，认为伏牛山区有建立新根据地的可能。这一下，省委常委们不再犹豫了，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程子华同志到达湖北的时间应该是34年的10月。程子华首先联系上的是中共鄂东北道委，然后由道委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去信，说程子华带有中央的精神，请速率25军前来商议大计。红25军接到信件的时间是34年11月4日，经过激烈的斛山寨战斗，到达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与道委会合，随即于11月11日召开了“花山寨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和新的人事安排。所谓人事安排，即是让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决定人事安排的会议没有让程子华参加。这从另外一方面还意味着红25军高层干部之间存在矛盾，让外来者担任军长，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之。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了长征。

   有史料说：“周恩来原本叫程子华到红25军担任参谋长。但程子华到了红25军后自称说：‘中央任命他为红25军军长’。 红二十五军因为没有电台，没有办法核实情况，加上徐海东为人正直，党性强，有大局观念。程子华就当上了军长，原军长徐海东只有屈就为副军长。”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在北戴河曾问过程子华。如果此时是真的，这也是影响程子华解放后担当重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涉及到了程子华的人品问题了。

   徐海东虽然把25军军长让给程子华，但是指挥打仗还是徐海东为主，政工方面吴焕先就更有权威了。外来户程子华尽管身为一军之长，首先是出于25军干部对党中央的尊重和信任。程子华的地位很高，但威望不高，而且短期内就负重伤，工作也没有开展起来，可以说基本上是个摆设。我个人认为：

   1，红25军是在吴焕先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徐海东是主力师师长，这支部队的灵魂是吴焕先和徐海东，吴军政双全，在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以及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徐的战术指挥能力在军中无人可比，他对游击战术的领会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二位首长在该部队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关键的战斗中，均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徐海东在自己的回忆中都承认，他当时还具有一定的军阀思想，认为“红25军离开我就不成”。相比之下，程子华在长征中的贡献，客观地说，是不重要的。徐海东等人对他比较客气，在另外一层意思还可以说是有点见外，程子华本人又比较谦虚。这种情况下，他的发言权实际是很有限的。

   2. 程子华来到鄂豫皖，只是传达了中央要求他们率部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后来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之时，实际意图就是在陕南开辟新根据地。是吴焕先任省委代书记之后组织决策前往陕北的，这个功劳应该主要记在吴焕先头上。

   3.红25军山头倾向比较严重，有排外情绪。黄克诚回忆抗战初期他到344旅当政委时，曾长期受冷落。程子华估计也不会例外。

   4. 红25军的长征，主要是吴焕先领导的。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吴焕先也是程子华的上级。而且程子华运气不好。12月10日，25军在召开庚家河会议期间，遭敌突袭。在此次战斗中，正副军长均负了重伤。徐海东是头部中弹，程子华是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形势的时候，被一颗子弹贯穿双手。此时距离他担任军长职务仅仅29天！程子华这个伤很痛苦，而且不能骑马了。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的重担完全压在政委吴焕先一个人身上。第二年5月，作为红25军上级领导的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又不幸病逝，吴焕先又代理了书记职务，成为这支部队政治、军事方面的最高决策人。

   1935年9月7日，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同时，程子华还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在陕北肃反中，红二十五军是肃反的坚强后盾。程子华在“回忆录”中，对“肃反”一事几乎没有谈什么。事实上，程子华是陕北肃反的决策者之一。程子华和朱理治、戴季英共同主持逮捕了刘志丹。后来在延安陕北历史座谈会上，程子华如实说出当年内幕，较同期朱理治、戴季英、郭洪涛等人的百般抵赖强出甚多。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15军团改编为115师344旅，但军团政委程子华却不见了踪影。344旅旅长是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后改为旅政治委员）。据说程因病要到延安休养，也不知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以至不能呆在部队，但事实是他并没有去养病，而是被派往任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改行搞统战了。程子华这次莫名其妙的调动工作对他颇有影响，如果程子华不走，一年后徐海东离开344旅，旅长当然是程子华接任，他毕竟本来就是军事干部，又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如果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彭毛强令杨得志接任旅长，田守尧闹情绪，朱老总发火，影响部队团结的事情了。当然黄克诚干的也不错，后来也和部队磨合得很好，但那是后话了。这是程子华第二次失去成为山头代表人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