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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狗官劉文岛誣陷于百溪案回顧國民黨怎樣失去大陸

被歪曲的歷史必须撥亂反正
   今年十月七日台北有個深綠學者陳儀深在民進黨黨報「自由時報」發表文章曰:「根據南京派來的閩台清查團劉文島的報告,他曾將專賣局以及貿易局二局長以貪污罪移送法院,然陳儀下條子便將二人輕易地保出來。對此,劉文島在南京國防最高委員會中放聲大哭道自己無法做人」。鑒於陳儀深出生於「皇民」家庭,其父曾擔任過日本軍伕,被派遣到南洋與盟軍作戰,他本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遂被陳水扁收羅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任研究員,成為台獨陣營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故其歷史觀與研究報告纯係欺人之談。
   事情要從台灣光復說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舉國歡騰,普天同慶,淪亡五十載的台灣,回到祖國懷抱!
   國民政府隨即任命陳儀為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全權接收日本在台資產,遣返在台五十萬日本軍民,振興台灣經濟與民生。
   國民政府為此賦予台灣自行發行貨幣之特權,陳儀一身集台灣軍、警、憲、特及中央在台機構統轄權,擁有超越國內各省主席的種種特權,其權力也遠大於日治時期台灣總督!

   陳儀,浙江绍興人,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歷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長,福建省主席等要職,授陸軍上將銜,深得蔣介石信任與器重。他為人正直坦誠,為官清廉剛正,愛才提攜,從不吝力;早年對魯迅多有資助,抗日名將湯恩伯,視陳儀為恩人,故改名恩伯以誌感恩報德。
   陳儀受命,深即積極網羅精英赴台。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他自陪都重慶連發兩封急電給于百溪云:「希吾兄立速飛渝,共策進行」
   于百溪是日本帝大經濟學部狀元
    于百溪,雲南宜良人,早年考獲官費留日,一九三二年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年度考試成績曾創帝大百年最優記錄,獲日本文部省頒發最高獎學金。畢業後免試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專研國際經濟。二年後,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行文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囑蔣於中國留日學生中,薦介最優異者一人,返國參與建國復興大業。蔣作賓即調集中國留日學生檔案,最終選定于百溪一人呈報宋子文。
   蔣作賓於東京大使館召見于百溪並告知宋子文部長親邀返國考察,懇談後,于百溪藉出席中華學藝社年度理事會機會,在滬應宋子文相邀,兩度赴宋氏官邸面談。宋氏要求于即回國參與建設復興大計,于表示正参與東京帝大研究院四年期研究計劃,尚需兩年,才能結業,日本醫學博士眾多,唯經濟學博士舉國僅有六位,且全係日籍,自己立志攻克難關,俟功成歸國。宋氏稱:國家培養人才,回饋國家為根本,當今舉國復興,正是用武之時!此事已定,不必多慮!宋隨即令秘書長張福運交於五千元支票一張,囑于返國前盡量覓購日本及歐美各國有關經濟之資料,多多益善!
   于百溪受命返日,辭別東京帝大研究院指導教授,束裝回國,旋即獲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專員,位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宋子文麾下,乃獻身全國經濟規劃、發展大計。時為一九三五年。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五年冬,應閻錫山之請,于百溪及其他數名專家代表全國經濟委員會赴山西為該省擬定十年經濟發展大綱。山西勾留一月、完成閻氏重託後,于氏應閻氏盛意,赴大同一見返鄉省親、遐爾聞名的京城命相大家魏半仙及魏子小仙。父子俩對諸專家逐一批命,魏氏父子均批出于百溪中年有難,有驚無險,一生善始善終,毋須顧忌。魏氏父子對諸專家批命,無論當時檢點或日後經歷,均精確無比,難怪紅透京師,奇人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上海臨危,全國經濟委員會為安全起見,自上海公共租界愚園路遷往法租界霞飛路辦公。日本在滬經營多年的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新域新芷博士曾任京都帝大總長,對于百溪頗有了解,但凡中日要人蒞滬舉行茶會及宴會招待,新芷新域照例邀請于百溪出席。于百溪自忖:若日軍一旦佔領上海,必然要他為皇軍效勞,豈不淪為漢奸?!為此,將此顧慮禀告全國經濟委員會張福運秘書長,張氏深表同情且低聲透露宋先生上週已悄然赴香港,現在香港中國銀行八樓辦公,你抵港後,可逕直拜見宋先生。于百溪遂請假離滬赴港覲見宋子文。宋分析當前情勢不無惋惜說:「我原已內定你作為財政部次長人選並準備向中央申報,不料戰況變化出乎意料,中央機構正在精簡緊縮,準備南撤,全國經濟委員會亦準備撤销」。
   果然,一九三八年元月一日,全國各大報刊報道,因應當前情勢,全國經濟委員會撤銷,所有業務,分別由有關院、部接管。
   于百溪在港觀察局勢發展之際,接到原京都留日同學陳公亮自福州來掛號信,稱見報知全國經濟委員會撤銷,其胞兄陳儀(公俠)擬邀于百溪赴閩主持全省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務盼勿卻云云。其時,主政雲南的龍雲,亦通過繆雲台及龔自知,力促于 氏返滇參與戰時大後方建設。于再三斟酌,福州陷落為期不遠,原為避當漢奸,離滬滯港,絕無理由赴閩再陷危境,因此,婉言謝絕陳公亮及其胞兄盛意並稱不日即離港返滇。
   此時,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在港籌備西南聯大事宜,梅、蔣亦期待于百溪同赴雲南共襄盛舉。于百溪在東京帝大研究院同學邵毓麟,時任國府駐橫濱總領事,此時亦隨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自日本撤往香港,邵亦力主于返大後方為國効力為上策。于百溪主意已定,遂再度向宋子文面陳去意,宋表示惜別,亦完全支持于赴大後方,並囑于返滇後就重要戰略物資——雲南錫錠產銷狀況從速調研並呈文上達。
   于百溪遂與梅貽琦、蔣夢麟等西南聯大籌備人員乘船離港經越南海防換乘滇越鐵路抵達昆明。
   抗戰八年,于百溪在滇省身兼十餘職:主持合作金庫、昆明新區建設、全省糧食戰時儲運等,並與繆雲台,楊克成、湯汝光等雲南財政經濟精英,奠定發展富滇新銀行,穩定货幣、物價,振興後方經濟支援抗戰,改善民生等等,屢有建樹,深得龍雲讚賞。
   赴台接收 漚心瀝血 廢寝忘食
   日本投降後,陳儀在重慶召見于百溪懇談,于深感誠意及知遇之恩!于素聞陳儀廉潔剛正,求賢若渴,當然欣然從命,應允返滇辦妥一應交接手續並辭行後迅即赴台,但陳儀說:「前進指揮所早已抵台,前往接收首批人員出發在即,我希望你首批前往接收,告一段落後,再返昆明安頓接眷來台」。
   于百溪滯渝一週,除急電當時主管雲南全省經濟及戰後美國剩餘物資援助中國分會主任委員繆雲台氏呈請辭去本兼十餘職並呈龍雲主席請予照准外,又按陳儀指示赴台三大要旨:
   (1)接收日本在台公、私企業及資產。
   (2)迅速遣返在台五十萬日本軍民。
   (3)統制台灣全境進出口貿易,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成立台灣貿易局,由于百溪出任局長。
   于百溪按陳儀所訂三條,開始籌劃,此時繆雲台氏覆電已到,雖然不捨,但支持于氏參與台灣光復接收發展之壯舉,並轉達雲南省龍雲主席之意:「百溪赴台,日後若未遂壯志,當隨時歡迎返滇」云云。
   于百溪遂自渝飛滬,會同首批赴台接收人員及青年軍分乘七艘美軍巨型登陸艦自上海吳淞口起錨,浩浩蕩蕩列隊向台灣進發。
   艦隊抵達台灣基隆港,前來歡迎的台胞歡呼聲震天,鞭炮震耳欲聾!碼頭地面竟為鞭炮屑覆蓋,幾不見水泥地面!
   自基隆至台北一小時餘火車行程,雖係夜間行車,但鐵軌兩旁,站满台灣同胞列隊歡呼,此情此景,令于百溪一行熱淚盈眶,心想台灣同胞經歷五十載日本鐵蹄蹂躪,苦痛之深、災難之重,罄竹難書!今日受命來台,當勵精圖治,不負國家重托,且不負此生!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除殘酷統治,巧取豪奪,全面推行奴化教育之外,對台灣經濟發展亦有相當建樹;電力、造船、冶金、化工、製糖、紡織等產業,均具相當規模。除日本國營、台灣省營直属企業外,其他如三菱、三井、住友、川畸造船,日本製鋼等壟斷財團在台灣分支企業,已成為戰時日本重要支柱。值此日本戰敗投降之際,所有相關企業機構,全數由我國接收,再加上五十萬在台日本軍民,急待遣返,種種急務之冗繁,贅重,可想而知!
   于百溪一方面進行日敵產業接收,同時頻頻與日本台灣軍參謀長柬山春樹商討安排日本軍民遣返事宜,此外,統制台灣進出口貿易,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亦刻不容緩,于百溪幾乎每週均有工作報告呈送台灣長官公署,可謂嘔心嚦血,廢寝忘食。二○○一年台灣出版的台灣省貿易局史料匯編一、二、三册均有文書記錄。
   某些清官比貪官更可惡
   一九四六年八月,國民政府組建東北接收工作清查團、閩台接收工作清查團,藉此清查敵偽資產接收貪污斂財、大飽私囊的種種接收敗類。號稱清官的劉文島出任閩台接收清查團團長,率團赴台灣清查。
   我們中國人有「清官情意結」,這起源於中國的文化傳統,缺乏對人性的深層認識和批判,習慣於非黑即白、忠奸對立的二元思維。中國歷代都罵貪官,但對貪官除之不盡的原因——皇帝專權吝嗇、官員收入不足、管理效率低下等等,卻含混不談。然而,從史實看,某些清官對社會大眾的危害,往往甚於貪官千百倍。
   清末劉鶚所著《老殘遊記》為我們揭露了過去文學作品中很少揭露的「清官」形象。「清官」玉賢,此人自以為清廉,不要錢,但埋在他內心深處的野心,甚於贓官的貪圖錢財。玉賢出任曹州府知府「未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九成半是良民」「天天不得空」,群眾都畏懼和憤恨他的殘忍,道:「這個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賽過活閻王,碰着了就是個死!」。玉賢在曹州府的「功績」還包括他一手製造了幾起冤案。如于朝棟一家因與強盜結仇,被栽贓陷害,玉賢不加調查,不審真情,一口咬定他們是強盜,父子三人活活被站(刺籠)死。民間對此議論紛紛,有人酒後說了句玉大人「好冤枉人」,就被玉賢以「妖言惑眾」的罪名罰「站籠」而死。玉賢手下的人見于朝東一家幾口「死得實在太慘了」,都動了惻隱之心,下決心要弄清這樁案件,而且也抓到了移贓嫁禍于家的強盜。強盜原不過是想讓于家吃幾個月官司,結果鬧得那麼厲害,「都後悔得不得了」。然而恰恰是這個心裡總覺得自己是清官的玉賢,唯恐這樁「不照律例辦事」而造成的冤案會使他受到上司的責詢查辦,使自己苦心經營的只為做官且急於做大官的私慾付之東流,竟然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釋放了那強盜。後來因為他捕「盜」成績顯著,上司賞識,還被朝廷加官進爵。
   小說通過對玉賢、剛弼兩個所謂的「清官”濫用私刑、草菅人命的罪惡的描寫,得出「清官比貪官更可惡」的結論。
   劉鶚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作歹;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为了支持这个論斷,他在书中塑造了賢贤和剛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剛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讓他们辦了许多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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