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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新一轮洋务运动: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出路


   编者按:本文源自张雪忠先生的文章《告别改革开放—论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前路》。由于原文长达1.4万字,为了便于观众朋友收看,编者进行了删节。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泽东极权主义的否定,并给饱受摧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修生养息的机会和空间。与毛主义相比,改革开放是一种不小的进步,客观上也带来了相对于政府权力的社会力量的发育与成长。但改革开放作为中共政权的一种政治方针及政策措施,从来就不是像许章润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向更优良政体的过渡。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因应现实形势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和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最初的改革开放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松绑,而政治压迫的放松又会让人们企盼更文明、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八九学运发生的社会背景。但以邓为首的中共政权对学运的镇压,却无可置疑地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从来就不包含逐步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议程。有意思的是,今天仍在高声颂邓的意见人士,都要刻意忽略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重大政治决策,即决定对学生运动进行军事镇压。这一镇压不但结束了一次以自由民主为诉求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断送了一次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机会。
   

   其实,无论是从官方的公开宣示,还是从决策者的内部商讨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有哪个中共实权人物,曾经想过要在中国建立优良的、现代的政体。他们念兹在兹的,恰恰是不惜代价固守一种落后的、前现代的政体;在所谓改革开放名义下推行的各种政策,都要以固守甚至强化既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为前提。
   
   一种由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必然会日益腐败的,其负面效益也会日益显现。今天还在鼓吹改革开放的人,喜欢将2012年视为一个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几年描绘得特别宽松和美好。但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等完全不讲伦理底线的口号,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盛行已久的。目下中国庞大而无孔不入的内部维稳体系,以及依靠警察治国的施政机制,也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已建立和完备了。任何诚实的人都无法否认,当今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或者说政府机构的普遍腐败和社会治理的全面溃烂,并不是2012年之后才有的事。言论不自由、私权无保障、食品不安全、药品敢造假、环境被破坏、饮水被污染、空气不干净,以及很多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累积的恶果。
   
   我从来都不否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及其后果当然要好很多。但我不能认同身为学者或意见人士,总是像官方政策的阐释者一样,一味用一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视角来看待几十年的改开路线。即使将个人权利保障和公众政治参与等较为抽象的问题先放到一边,只是从实际的政策后果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已到了反思和告别改革开放的时候,而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坚持和保卫改革开放。经过几十年所谓的改革开放,到头来中国人连安全的食品都吃不上,连可靠的疫苗都用不上,连干净的空气都吸不上,如果还要再将这样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那是不是要弄到中国人都灭绝了才罢休?
   
   说到这里,我是希望大家注意,为改革开放张目的庸俗的效用主义话语,本身就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会有一些人从中得益,另一些人却从中受损,甚至同一群人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得益,在另一方面或另一时段受损。如果那些得益的人可以主张继续这项政策,那些受损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主张放弃这些政策呢?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妇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像家畜一样被强制结扎或引产,不少人甚至因此而丢了性命;很多人的耕地被强占,也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强拆,并且没有得到正当的补偿;很多矿工在缺乏安保措施的矿井中遭遇矿难而丧生,他们遇难的消息甚至不被允许为公众知晓;很多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患上了职业病,他们的维权之路却举步维艰;亿万背井离乡的民工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流尽了血汗,但却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歧视、被驱赶,他们的子女也因城乡隔离制度而无法跟在父母身边学习和生活,从而沦为孤独、悲惨和身心难以健康成长的留守儿童;很多孩子因食用有毒奶粉或其他有害食品而患病或丧生,起而维权的家长却被打压、被判刑;时常有中小学的女学生遭受老师、校长以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奸污,但作恶的衣冠禽兽并不一定会受到及时和公正的法律惩罚,倒是那些披露真相的媒体从业人员被迅速整肃,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被严密维稳;整整一代的大学生因为参加学运一直被当局视为异己,长期过着政治贱民般的生活;很多热心社会公义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受到政治迫害,被长期关押和秘密审判……所有这些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凌辱、被损害的人,为什么还要拥护所谓的改革开放?
   
   必须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才可能对公正地评判改革开放的得失。一旦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开放进行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评价,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看清当前中国的境况,甚至还可为这个国家构想一个更合理、更可靠和更清晰的愿景。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出于庸俗的效用主义心态,为高考的恢复而对邓感恩戴德,但如果我们采用权利的话语,我们就既可以看到恢复高考的举措,相对于文革时的状况是一种进步;又能够明白,在达到适当的条件时就可接受高等教育,这本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而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不但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平等、不公正的,而且政府对私人办学的限制,还人为地剥夺了一代又又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在国民教育中长期实施的政治洗脑了。又比如,改革开放时期有限容许和保护私有财产及私营经济,这与改开前相比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个人的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来就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也能看到,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财产权和营业权仍未得到政府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公权力侵犯这些权利的做法仍极其常见和普遍。
   
   我想这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一旦我们开始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超越不同人群的不同主观感受,对改开政策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而且还可清楚地看出,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造成当今中国的种种危机和问题的。若一言以蔽之,造成这些危机和问题的根源,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得不到约束的专政体制。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公共权力不受约束和个人权利没有保障的问题,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时有恶化。这段时期不同主政者的政策侧重点或许各有不同,但在固守专政权力和压制个人自由方面,则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专断权力既可以翻手为云,亦可以覆手为雨。当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时,掌权者既可以在某一时刻出于某种现实需要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也完全可以在另一时刻出于另一现实需要而加强对社会的压迫。
   
   最近,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保护,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但绝大部分评论者都在强调民营经济的作用,比如发展经济、缴纳税款、解决就业等等。这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论调,一方面不必要地拔高了民营企业的道义地位,因为没有谁是为了发展经济、缴纳税款或解决就业而开办企业的,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而做生意,至于提供就业也不过是做生意需要使用他人的劳务而已;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矮化了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好像不能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就不值得尊重和保护似的。
   
   若是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来分析,就很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民营企业的开办与经营,不过是个人行使财产权、营业权等基本权利的表现与结果而已。一个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开办企业,就是在行使处分自有财产的权利,经营企业以牟利就是在行使营业权。在现代社会,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是每个人都应可靠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能将民营企业经营者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或阶层,因为任何人只要愿意,都随时可以成为或停止成为民营企业经营者。
   
   假如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以承认、尊重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旨归的(这意味着政府权力得到了宪政规则的严格限制和约束),那就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保护民营企业的问题。人们甚至可以说,民营企业都不会成为一个专门而重要的名词,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就应该是民营的;国营企业才应该是一种例外,并应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但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假如宪政规则付诸阙如,政府权力得不到约束,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就算将民营企业的作用强调到天上去,也不可能真正消除民营企业经营者的不安全感。
   
   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一直就是以一种公共权力缺乏约束、个人权利缺乏保障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的。一旦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几十年的不同阶段虽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但它们背后的政治权力逻辑却完全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民营经济得到更多的容许与鼓励,既是为了补救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的危局,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规模仍然比较小,政府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在客观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水准。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是要寻租的,也必然是要腐败的。可以说权力寻租现象,从改开初期的价格双轨制起,就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旦政府权力可以用来寻租和获利,那么,不但掌权者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而且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各种门路进入政府,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无限扩大的。这样的趋势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跟不上政府盘剥及消耗社会资源的增长速度了。到这个时候,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除了那些可用权力来攫取财富的人,都会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改革前期权力的相对收缩,以及对社会的松绑,与后期权力的扩张,以及包括国进民退、税负加重等现象在内的对社会的挤压,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权力运作机制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改革后期的各种挤压和收紧政策,完全是改革开放路线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在改革开放路线下,政府给予社会一定的经济活动空间,但严禁任何人挑战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权力,也从未考虑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政规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增长是与压制个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相伴随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悬殊、环境破坏严重、社会治理溃败等问题。同时,政府规模超常膨胀,公共权力全面腐败,税费负担不断加重,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与扭曲不断加强,最终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再也无力承受政府的盘剥,从而引发全面的财政危机。可以说,当前的政府财政危机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危机,都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路线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以2012年为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多年描绘得特别美好的人,很有必要扪心自问一下:人们在2012年之后面临的种种社会危机,有哪一个不是在2012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有哪一个不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留下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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