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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引狼入室的惡果


   二○一八年三月,美國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批准了2018年向西藏境內的藏人和流亡海外的藏人社區撥款1700萬美元(比2015年多3.7倍),其中八百萬元用於西藏境內,六百萬用於印度與尼泊爾的藏人社區,三百萬元用於資助設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流亡政府。接着,六月六日在美京華盛頓召開了第二屆「西藏、香港、台灣圓桌會議」。
   這使我想起,年前有一位流亡學者在紐約城市大學出席流亡人士閉門圓桌會議時呼籲美國中央情報局拿出一筆錢嚴格訓練二百至五百人,就像「海豹突擊隊」一樣,空降到中南海,兩小時內完成突擊,並且佔領廣播、電視台等。他還建議搞政治暗殺、策動軍隊和警察嘩變等等。在場的民運人士,聞言忍不住多次大笑。
   引狼入室者結果都很慘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應邀到台北輔仁大學向歷史系學生演講〈口述歷史的今昔〉。原訂是十二月一日,因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陳破空訪問台灣,由民進黨突然安排到輔大演講,於是我被順延了十日。

   十二月一日,陳破空在幾個台獨份子簇擁下舉行他的新著《假如中美開戰》發表會,他引摘書中內容說:設若美軍攻入北京,大陸民眾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到時候,多數中國人都是「帶路黨」,為美軍帶路,捉拿中共貪官污吏。一位大陸女生起立質問他:「你說中國必敗,你還是不是中國人?」陳破空狡獪地回答:「共產黨人信奉無產者無祖國,毛澤東主張國際主義……」
   據邀請我去演講的輔大文理學院院長習賢德教授說:「陳破空在台大、高雄中山大學等公眾場所多次推銷他的新書,到會僅一至十二人。後因民進黨大力發動,輔大會場也較大,才來了46人。因為你是香港歷史學會會長,今天聽你的課來了一百五十多人。你可要小心,台下近半是大陸留學生!那天向陳破空嗆聲的大陸女生也在台下。」
   我一開始就說:一星期前,在香港就看到陳破空在貴校演講,說中美若開戰,中國必敗。這是因為他在大陸坐過兩次共四年牢,如今流亡美國,心中猶忿恨不已,就像春秋戰國時代,楚國太子太傅伍奢之子伍子胥為報楚平王殺害父兄之仇,逃亡到吳國,終於得吳王闔閭之助,引吳兵滅了楚國,還挖掘平王墳墓,鞭屍三百。伍子胥雖然報了父兄之仇,但各位同學可能不知道,二十年後伍子胥是被闔閭之子夫差賜死的,屍體被鴟夷草裹著拋棄在錢塘江中,吳國也被越王勾踐所滅。當初伍子胥要鞭楚王屍前,其摯友申包胥曾規勸伍道:「你本是平王的臣子,今天弄到鞭屍,那還有天理嗎?我聽說人多可勝天,但天也會懲罰人的!」楚亡後,申包胥奔秦,在秦國宮門外哭了七天七夜,終於感動了秦哀公發兵救楚,一舉擊敗吳軍。申包胥規勸伍子胥的話,有忠君思想,也含有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伍子胥於吳國為忠臣,於楚卻是罪人。他為一己之仇,引吳兵入楚,使其祖國生靈塗炭,自己也死於非命。
   從歷史上看,凡是引狼入室的,都是結果很慘的。
   唐玄宗(685-762)採納奸相李林甫的建議,陸續提拔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等「胡」將,以至藩鎮(古代的「民族區域自治」)基本上被胡人控制。此三人先後叛亂。唐肅宗(711-762)與唐代宗(727-779)先後數次向回紇(維吾爾)、吐蕃(西藏)、匈奴借兵收復兩京。結果是,回紇攻入長安,大肆殺掠,回程一路搶劫,唐朝地方官稍有不周即遭殺害,洛陽則淪為一片廢墟。歷時九年的安史之亂,使黃河流域蕭條淒慘,人煙斷絕,獸遊鬼哭,中國人口從九百萬戶銳減至二百萬戶,四份之三慘死,殘存者以紙為衣。西元755年戶部登錄人口為5592萬,到西元760年驟減為1699萬,這不完全的統計就顯示損失68%人口。
   北宋徽宗宣和四年,為了收復遼國侵佔的燕雲十六州,宋與金國簽訂盟約,南北夾擊攻遼。三年後,遼亡,金人毀約,只讓出燕京和薊、景、檀、涿、易等六州二十四縣的空城,徽宗竟然無恥地答應每年送錢幣和絹布四十萬,另外又加送一百萬緡的代稅錢給金酋完顏阿骨打,比原來送給遼國的歲幣還要多得多。
   宋理宗(1205-1264)聯合蒙古滅掉了金國,而這唯一的政績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就是:宋朝從此沒有了金國這個緩衝地帶,同更為強大的蒙古開始了直接的衝突。在四十五年的對蒙抗戰中,宋朝疆土日蹙,國力日衰,理宗死後十幾年後宋朝就滅亡了。夷狄蠻戎哪裡講究孔夫子的仁義道德孝悌忠信?當年蒙古許諾滅金後歸還南宋被金朝佔領的河南土地,但宋蒙聯軍攻陷蔡州、金哀宗自縊後,蒙古只歸還了河南境內陳、蔡二州以南的部份領土。忽必烈南侵過程中,屠殺了漢人一千八百萬,北方九成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蒙古人屠川前,四川有兩千萬人,屠川後竟不滿八十萬人,幾乎成了無人區。南宋末年全國人口9347萬,到元初,僅剩887萬,損失率高達91%。這一種族滅絕事件已載入《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1985年版。
   明思宗(1611-1644)殉國後,遼東總兵吳三桂為了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擄走,向滿清請兵支援復國,滿清攝政王多爾袞率兵進入山海關,幫吳三桂擊敗李自成,卻未恢復明祚﹔攻陷北京後迎姪兒福臨入京稱帝。這是吳三桂引狼入室的惡果。滿清對朱氏宗室殘忍至極,除魯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賓得以倖存外,其餘幾乎全部斬盡殺絕。崇禎帝的長子被多爾袞絞死,次子隱姓埋名數十年後,不慎暴露身份,雖年逾古稀,仍然和兩個兒子一起被清朝康熙帝下令淩遲處死。南明永曆帝逃到了緬甸,還是被清吏抓回雲南,全家被殺。滿清統治中國267年,漢人被殺3.5億(包括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白蓮教、太平軍諸役),其中僅鎮壓太平天國就死了2.3億無辜民眾。
   胡漢民派陳友仁赴日要求出兵東北
   現代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九‧一八事變與七‧七事變都是軍閥武人向日本「借兵」的產物:
   一九三一年胡漢民在湯山被軟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面上因為他反對製憲、反對還政於民、反對指定與圈選民代制度、以立法院院長身份多方阻撓與刁難重要法案的審議,以致妨礙了中國向着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但其直接原因與內幕秘辛是外界並不知曉的。
   原來那時國府當局和德國擬定密約,條約中有兩大條款:
   第一、 用德國教官訓練中國徒手兵二百萬。
   第二、 德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條約所限,不能製軍火,乃供給機器及技術人員在中國製造槍炮,製成後兩國分配使用。
   此項盟約,照例要中國政府五院院長簽署始能生效。遂先徵立法院長胡漢民意見,哪知胡不同意,當局恐事洩,立將胡軟禁湯山。
   為免此事攻敗垂成,總望胡回心轉意,當局擬派一個與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後來點將點到了劉紀文。那知劉見到胡以後,胡便將中德秘約和盤託出,詳告與劉,並且叫劉將此中秘密,轉告桂系人馬,從速在西南另組政府;並派劉紀文、陳友仁赴日本見首相犬養毅,要其出兵東北。胡漢民以為如此一來,坐鎮北平的張學良,勢必回師東北,援救家鄉;而馮閻之二、三集團軍,無張監視,即可直搗南京。同時兩廣的第一、四集團軍,即由衡陽進攻武漢,旨在推倒南京政府。
   當局據悉此項陰謀,乃先為預備,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陽,看見馮(玉祥)閻(錫山)毫無動靜,旋即回師。西南政府見計劃不行,再請日首相犬養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憤;哪知被日本少壯派反對,要實行田中奏摺計劃。犬養要維持信用撤兵,雙方堅持不下,遂被少壯派刺殺。
   後來胡以中央派赴歐洲考察名義出國,一九三五年返國,中央迭電胡催促回寧。當胡到香港的時候,陳濟棠即親自赴港,迎胡到粵,不惜卑辭厚禮,請胡主持西南軍政大計,一切當俯首聽命云云。胡不忍推卻,哪知到粵以後,陳一切均陽奉陰違,中央雖迭電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陳更以胡遊說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挾,說如胡赴京即公佈此一秘密。胡進退失據,抑鬱憤惋,終致腦沖血致死。
   從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保藏的胡漢民晚年往來未刊函電可知,九‧一八事變後,胡漢民曾廣泛聯絡各方力量,秘密組織「新國民黨」,積極謀劃以軍事行動推翻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卅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兩廣事變等,背後都與胡漢民有關。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發展馮玉祥加入新國民黨,並提供經費一百萬。馮部吉鴻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制的冀東,胡漢民即以廣東後援會名義撥給方部軍費五萬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孫殿英欲西進會同西北軍摧毀回教馬家軍,胡氏即電妻兄、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撥付廿萬元。閩變發動之前,李濟深派其弟濟汶持函會晤胡漢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時響應,共同討賊,並對閩中各事隨時加以指導」,可見卅年代地方軍閥反叛中央的行逕,胡漢民無役不與,且都是核心人物。閩變失敗後,日方不斷派人到香港聯絡胡漢民,表示願意提供武器、金錢以支持胡漢民當總統。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派唐寶鍔赴粵,表示願意提供軍械並借款五千萬元供粵方出兵「討伐」中央政府,只因胡漢民死得太快,他沒有親眼見到兩廣軍閥「討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屬意的閩變頭目陳銘樞是得到日方援助的;胡死後十九天,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那確實是拿日本人的槍炮來屠殺自己同胞的聯日叛國行逕。
   日本帝國主義此一富有遠見的政治投資自然是收到實效的。據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系鍾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萬言《陳濟棠》一書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軍部便通過親日派的蕭振瀛、王乃昌與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聯繫。一九三一年陳濟棠聯桂反蔣後,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與日本駐港總領事原田等來往,日本駐廣州領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經常出入位於廣州東山馬棚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寧見白崇禧。而後,雙方接觸日益頻繁。」連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都承認:「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都是後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要角」。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學習飛行技術和購買軍火,也聘請日本軍官前來廣西軍官學校、民團幹部學校、航空學校等軍事教育機構出任教官、助教和顧問等。鍾卓安在《陳濟棠》一書中還揭露:「陳濟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樣向日本購買軍火和接觸官員,還派中校以上軍官多人和廣州警務人員多名,分別到日本、台灣進行軍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華北以牽制蔣介石兵力,使他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李兵力能順利由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於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本則可輕易佔據黃河以此。據李宗仁的參謀長張任民回憶,李宗仁當時默認了日本這一陰謀,土肥原因此從廣州到了廣西,並在與白崇禧商妥協議後,滿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積極準備以『抗日救國』為名的反蔣軍事行動。『六‧一』事變後,陳濟棠又請來一百多名日本軍官,住在廣州新亞酒店和沙面某旅館,請他們分赴東江、北江地區和廣州天河機場視察軍事,還擬派他們出任廣東陸海空三軍顧問,以協助指揮反蔣戰爭,甚至派陳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軍進佔華北、騷擾閩南,藉以牽制南京政府。顯然,西南的抗日反蔣運動之『抗日』是假,反蔣是真。為了推翻中央,他們甚至不惜『聯日』的本質,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駐華領事館武官喜多誠一少將對報界談話中,都居然承認桂省軍隊內有日本顧問,也不否認對桂出售軍火……因此可以說,正是日本人的支持與慫恿,增強了陳濟棠他們的反蔣勇氣,其至敢於在自己的旗幟上塗寫『抗日』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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