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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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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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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抵制反腐?谁在支持改革?

   ——美国学者划分中国支持和反对改革的群体
   
   
   
   一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日前在悉尼指出,中国对习近平这届政府反腐、改革持支持态度的有三类人:广大民众、中产阶级与中下级军官;持相反立场的他也归纳出三种人:党政干部与利益集团(包括大富大贵)、高级军官、知识分子。


   
   
   
   这种分法显然过于简单了,不科学,甚至有失偏颇。与其说是实地考察调研的结果,不如说是根据这届政府上台后的动作来反推的。例如习总上来后主要是反腐倡廉,要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拿体制内的党政官员和高级军官开刀,这位学者就自然而然地把几千万官员分到对改革持“反对”立场的一边。这点就与事实不相符。
   
   
   
   上个月我就写过一篇《公务员不支持习总反腐吗》的博文,检讨了我以前持有的类似看法,指出习总的反腐其实是得到广大基层公务员与廉洁官员支持的,因为反腐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方向与新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这位学者把中产阶级归类为支持反腐和改革,从理论上讲,这个可能没错,因为习总是第一位强调要扶持、培植和壮大中产阶级的中共总书记。
   
   
   
   但现实中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有相当部分中国中产是依附在某些利益团体身上的,对反腐并不感冒,甚至有些担忧。还有一部分中产被折腾来折腾去,也早就对改革失去了信心。我做移民的朋友告诉我这两年中产移民海外的数字在稳步增加。
   
   
   
   当然,美国学者的分类也不都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值得中国执政者认真思考。按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能够得到“广大民众“(低层为主)和“中产阶级”的支持,恐怕都会笑得合不拢嘴——那可是能确保他们得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选票,能上台执政的啊。
   
   
   
   可是在中国,情况很不同。中国是一党执政,执政党声称自己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改革只能让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支持,又无另外一个“党”来“代表”、照顾其他的群体,例如知识分子和商人、财团,那恐怕也迟早会出麻烦,至少社会无法赢得持续的和谐,不排除会出现严重的紧张对峙状况。政府重蹈几年前依靠“维稳”来度日的做法也有可能。
   
   
   
   诚然,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早就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从国库粮仓到民众的口袋,几乎都是囊中羞涩。当时只要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来,受益人不但清清楚楚一大片,受损者基本不明显。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得到民众爱戴,除了他顺应时势之外,还在于他每一项改革措施一出手,就能赢得一片欢呼。
   
   
   
   看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的都知道,邓小平一出山,就是恢复高考制度,看似无足轻重,实则至关重要:一转眼这位被老毛三次打倒、名声并不怎么好的矮个头领导人就得到了千千万万青年学子的拥戴;接着他和耀邦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几个案子一出,艾玛,被老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知识分子立马死心塌地地跟定了他;随后知识青年返城,让一帮差一点沦为社会“小流氓”的无业青年们开始感谢邓爷爷开恩;还有包产到户——好家伙,更是把最广大的农民从画地为牢的土地上解放出来……看看这些改革,哪一项出台不是赢得一大片欢呼?这样的改革能没有高度“共识”?这样的改革能不成功?
   
   
   
   当今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该啃硬骨头了。三十多年的改革成果被不少利益集团把持,如果要进一步改革,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这使得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来,受益者还没有得到到任何好处,利益受损者马上感觉到了痛苦。这样的改革处处是阻力,何来“共识”?
   
   
   
   改革艰难,难取得共识只是一个方面,改革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打老虎虽然勇猛,一些制度也开始着手建立,可同各界的期盼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大家都在盼望从“不敢”到“不能”贪腐的跨越——从严酷整治贪官污吏到制度限制贪污腐败的发生并没有发生,甚至没有明显令人振奋的迹象。
   
   
   
   同八十年代任何一项改革相比,反贪的受益者目前并没有明显得到“好处”,一些民众眼中满眼是“贪腐”,并无希望。而体制内精英呢?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制度性腐败,但现在只打腐败的他们,并没有打造成他们腐败的制度,自然有不服气的现象。我多次说过,中国改革取得的成果离不开政府队伍,如何在用制度反腐的同时又能保证大多公务人员的利益,保持他们的积极性,实在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
   
   
   
   再说被美国学者归类为反对改革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并不赞同这位美国专家的说法,但有些情况确实应该引起当局重视。例如,就我所接触的,几乎没有一位知识分子不支持当局迈向“法治”的改革,有些还欢欣鼓舞,可我们一些部门和地方执法政府,就在当局提倡法治的时候,不但没有像当初小平时期一样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甚至正好相反,还去制造了一些新的有违法治的案件。把一些原本可以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解决的涉及知识分子的案子,硬是弄成了新的乌龙案件。这让当局失去了多少掌声与支持,不可小觑啊。
   
   
   
   再拿我最起劲支持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吧,这些天我都被海外学界和媒体界贴上了“海外宣传部”的头衔,其实我可能应该被贴上“自干五”的标签更恰当,因为我真是自愿的。“走遍中国”过程中,到处看到当局出大力气宣传、推广包括“自由、法治、民主”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几乎每个城市的公共汽车屁股上都在闪烁着“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的霓虹灯,这种情形几十年不见,我能不激动,能不主动去宣传?对执政者来说,这不但是凝聚知识界与有识之士、也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法宝……
   
   
   
   可是,恰恰有一些部们和官员,一提到自由、法治和民主就立马贴上西方“普世价值”的标签,要死要活、不依不饶,试图把这个“自由、法治、民主”同那个“自由、法治、民主”不但分开,而且绝对对立起来,要置对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于死地。你以为你是造字的仓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大家都是傻瓜?这些人的搞法,不但让当局的良苦用心付诸东流,且让不少有识之士心有余悸,让原本信心满怀的改革支持者平添一些疑虑。
   
   
   
   这届政府的反腐与改革总体上来讲,是得到广大民众与中层阶级支持的,但在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下,这还远远不够,必须在明确目标、凝聚共识,相互理解与包容的情况下,联合社会各阶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心同德,做出贡献——但愿这不是我4月1日的梦想,而是我们大家的中国梦。
   
   
   
   “羊群”群主老羊头 杨恒均 2015年4月1日 愚人节
(2015/04/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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