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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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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当李光耀,但我不是新加坡人

   李光耀走了,但盖棺无法论定,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议论他和他的新加坡模式,纠结于他到底是独裁,还是现代文明国家新加坡之父。当然也不乏介入这两者之间的持平之论。可看来看去,我发现一个令人困扰的现象:第一,本来最应该对他做出评价的新加坡人却大多保持了沉默,新加坡大众无法隐瞒对李光耀的尊重与哀悼,而本来就不发达的新加坡学界与媒体却鲜有吸引世人眼球的评价。第二,大量新加坡以外对李光耀的褒贬不一的评价,也几乎完全忽略了新加坡人的态度与想法,好像新加坡只有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
   
   
   
   我们不妨多一个观察的角度。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把他的人民考虑在内,至少应该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做一些研究吧?对于使用枪炮的独裁者来说,似乎用不上这么麻烦,反正,人性在皮鞭和枪炮下几乎是一样的。可李光耀几乎从来没有使用军队与暴政维护其统治,他一边使用有些严酷的法律,一边仍然在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抓捕的异议分子也不明显,至少在亚洲可以这样说。也许我们该问一下,当我们说到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时,新加坡大众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加坡有其特殊性,处于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等诸多大国的影响与阴影下,1965年突然被马来西亚抛弃时,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瞬间成了亚细亚的孤儿。当时的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占75%,这些华人都是早年从中国南部地区流落过去的穷苦人,与同时期飘洋过海去东洋(日本)、西洋(欧洲)以及太平洋(美国)的“高、大、上”华人不同,他们不是去寻求更高的物质享受、精神追求或者制度上的“更上一层楼”,而只不过是试图逃避贫穷与战乱,寻求一种安稳的生活。我的岳父就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至今我还能从他的身上感觉到新加坡人的性格与气质。
   
   
   
   留学英国的李光耀准确地看到了新加坡人身上的这种但求安稳的愿望与质朴性格,他后来进一步加以利用,把自己变成了这些求稳定、怕输、务实的老实人的家长。我一直非常不理解,对于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来说,全国只有一个电视台,三两份报纸,民众竟然安之若泰半个世纪。这个民族别说同西方各民族,就是东方的日本人中国人也大相径庭。
   
   
   
   当然,这么多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半个世纪里,国民经济总量竟然增长了300倍。新加坡从一个连马来西亚这种国家都嫌弃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了世界上最美、最富有的城市国家,清廉指数名列前茅,新加坡护照也几乎全世界通行无阻——当你比西方人还富有与安稳,并随时可以到他们那里旅游、留学甚至定居时,你还需要西式“民主”和“自由”干什么?
   
   
   
   亚洲能够同新加坡相比而言的,只有两块地,一个是香港另一个是台湾。当我看到1965年新加坡被突然逐出马来西亚,李光耀在电视上流泪的镜头时,我莫名地想起了1949年国民党被悲情地赶到台湾岛,以及1842年香港更加悲情地被迫割让给英国。香港曾经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拥有自由和法治,享受高速的经济发展。当彭定康开始计划给香港带来西式民主时,李光耀在香港公开唱反调,他说,“是的,香港应该得到民主,但在现实中,我们很多时候得不到我们想要的。”
   
   
   
   香港得不到是因为大陆不让,那新加坡得不到是因为什么呢?没有大不了的阻力,只能是左右上下的合力。新加坡的成长,显然不是李光耀一己之力可以胜任的。如果没有新加坡人民的遵纪守法与“听话”,是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是不是对我们当今大谈李光耀与新加坡模式的人提出了一个疑问:没有新加坡这样的地理位置与这样的人民,李光耀和他的模式能够存在吗?
   
   
   
   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同样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如今我们大多集中在李光耀开创了新加坡模式,造就了这样一群丰衣足食却只依赖一个电视台与几份报纸就可以生存的新加坡人。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是新加坡人造就了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
   
   
   
   这后一点对于那些试图仿效甚至照搬新加坡模式,步李光耀后尘的人来说尤其重要,是的,你可以当李光耀,你可以搞新加坡模式,但我们不是新加坡人啊。我们是中国人。
   
   
   
   老杨头 2015年3月23日
(2015/03/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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