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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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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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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领导下的法治能否成功?

   今天新闻联播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其中有几句颇吸引我的,播音员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有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这句话吸引我是因为第一次在新闻联播上听到承认我们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法治同自由、民主等一样都起源于近现代的欧美,被一些人划为西方的价值理念,但实际上,早就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和制度财富,在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与政体里,凡是有宪法的,几乎都把这几个字放在里面了。习总这届政府上来后,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在十八大通过并确立了包括自由、法治和民主在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过,各位可能已经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这24字已经很少出现在各级领导的讲话中,顶多出现一个“社会主义价值观”这样的省略句,他们大多谈的是特殊性,甚至还有一些领导人强调的是如何抵制西方的价值观。这让人很困惑,要知道,这24字中几乎都是最早起源于西方随后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共有财富。
   
   
   
   任何一种价值理念肯定要同当地文化和传统相结合,而且要有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为载体。大家都知道,中国特色的法治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法治。按照西方的法治标准来说,这不但自相矛盾,甚至不会被承认为法治,例如新加坡由于没有实行多党民主制,其“法治”也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诟病。
   
   
   
   可另一方面,香港的“法治”却一直得到西方各国的高度认同。可如果我们细究一下就不难发现,1997年以前的香港不但没有实行多党制民主,反是一个英国外派的总督“依法治港”的殖民统治模式,那么,香港的法治算不算真正的法治?
   
   
   
   香港割让给英国的1842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还是在英国的皮鞭和枪炮下被迫“遵纪守法”,他们不清楚法院和律师,很少打官司,甚至可以说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七十年代初廉政公署成立后,香港才真正走上了法治之路。法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司法独立,市民遵纪守法、都有了法律意识,公权力包括英国殖民统治者手中的权力都被关进制度和法律的笼子里。1997年后,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得以继续发展。
   
   
   
   新加坡和香港的模式恐怕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大陆。中国当今强调的社会主义法治,最大的特色就是共产党领导。正如一位领导人最近讲话中谈到打击贪污腐败时所说,“人家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这个(腐败的)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还就不信这个邪。我们发现问题,我们自己能解决。”
   
   
   
   这话推而广之是否也适用?当今中共领导人认为一党领导下的中国,一定能够实现西方多党制下完成的那些目标,包括法治、自由和民主。——这也就是中共很自信地把法治、自由和民主这些理念与目标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主要原因吧。
   
   
   
   让中共自信的主要是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正如一开始“中国崩溃论”者预测的,共产党一开放经济就将崩溃,以及后来“一党领导不可能实行市场经济”,学习型的中共确实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也取得了自信。但问题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不正与贪污腐败迫使中共必须继续改革,吸收人类更多的先进经验与价值理念,以克服和清除第一阶段改革积下的弊端。
   
   
   
   当中共试图在一党领导下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追寻法治、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时,海内外不少人包括大陆民众并不一定看好,至少没有中共宣称的那种“自信”。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摸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世界上没有国家走过的道路,但这道路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发展不可能一直高速,贪污腐败引得天怒人怨,社会不公不正引发紧张与冲突……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道路创新?
   
   
   
   这是一项由14亿人参与的试验,稍微不慎,真可能车毁人亡。这项试验能否成功,能否继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贪能否制度化,以及中共是否能够在中国建成法治社会,重拾人心。虽然一党领导与法治是冲突的,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但没有法治传统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出现像样的民主。在没有法治传统的地方,率先实现哪怕有这样或者那种缺陷的“法治”,不失为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有了法治的土壤,自由才可以开花结果,而法治和自由则是高素质民主制度实现的最好保障。
   
   
   
   制度反贪已经说得够多,那么,如何判断中共领导的法治是否成功呢?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我们党的高度自觉,也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首先就要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我不得不承认,这可能就是理论创新吧,反正,绕来绕去让我这位政治学博士都感觉快跟不上了。
   
   
   
   我想,是不是可这凭常识简单概括一下,判断中共领导下的法治是否成功,就是八千万党员是否都在中共领导制定的宪法之下,而没有任何一位党员与领导驾凌于法律之上;法律能否限制各级官员的特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能保障每个国民都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有说理的地方,打官司不用找靠山;靠制度和法律反贪取得决定性胜利,让民众满意;同时民众通过某种制度设置,能够监督、督促司法公正,而不只是靠执政党的“高度自觉”……
   
   
   
   一党领导下的法治能否做到这些,关乎法治建设能否取得成功,书写人类法治史上的中国篇章;关乎下一步深入的改革能否推进,也关乎国家能否持续发展并兴旺发达,更关乎民众对执政党的评判,以及政权的生死存亡。
   
   
   
   杨恒均 2015年2月10日
(2015/02/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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