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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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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2013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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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中纪委的一封公开举报信

   我给中纪委的一封公开举报信

   
   今天中纪委面向全国公布了各地纪委的网址与联系方式,我挺开心的,顺手发了一条微信:各位,请收藏这个页面。我要给中纪委的老王头点个赞!你们会写举报信不?要不我写个范本,供各位传阅学习?
   
   


   
   写完之后觉得有些不妥,要知道,不到万不得已,谁会绕过法院走上伸冤之路,谁愿冒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而举报党政官员?我再开心,也不应失态拿他们的事儿开玩笑吧?不过我正想删除时,发现已有近百个留言了,而且,其中有不少吵着要我贴出“范本举报信”的。
   
   
   
   看着留言,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2007年,是的,我确实写过伸冤和举报信,而且是在网上公开写给时任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
   
   
   
   当时母亲刚刚去世,我在清理她老人家遗物时,看到她零散记录在日历本上的一些往事,发现母亲长期被克扣了一半退休金后的委屈(屈辱)是那么强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等到母亲生前的单位告诉我们,单位没钱,连殡葬抚恤金都要减一半时,我真的愤怒了:没钱?政府大楼是怎么盖起来的?你们已经搬过四次了!而且,母亲退休后你们政府官员都换过五轮小汽车了!
   
   
   
   在给母亲烧“五七”时,我奋笔疾书写了这封公开信,写过后没看第二遍,就贴上了博客……
   
   
   
   其实那钱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不算什么,如果国家有困难,只要说一声,我们完全理解。我也一直这样安慰母亲,她老人家也显出了通情达理。但翻看老人家遗物时我才知道,那点钱对母亲来说意味着她一生工作是否得到认同,她三十多年的兢兢业业是不是被一句“改革”就否定了,那是她老人家的生活与尊严啊。我写公开信是想俞书记代表政府给我母亲——以及当时随州和湖北成千上万同我母亲有相同遭遇的母亲们一个交代。我要讨回的是说法、公道与尊严。
   
   
   
   公开信贴到博客不久,母亲的单位就派人解决了抚恤金的问题,并说如果还有困难,可进一步讨论。不久,来人说上面(武汉)据说派了由湖北省四个厅的副厅长组成的高规格小组到随州了解、处理这事,问我们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到我们家来看看。当地来人还暗示,如果要想发回这些年被扣的一半工资,可以和这些省里的官员直接说,他们能解决的。
   
   
   
   但经过同哥哥姐姐商量,我们决定事情到此为止,我们也不希望省里的领导来家里探望。很多人当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连一些网友也认为此事“不了了之”,有些甚至认为我们私下得到了一笔“私了”钱。就不愿意抗争下去。
   
   
   
   其实,那时我在湖北武汉工作的朋友已经私下告诉我们,俞正声拿到从博客上打印下来的这封信后,不但没有下令删除(其他一些地方的网站自行删除了一些),反而及时在上面做了类似“这样的信件应该重视,下面怎么会出这种情况,群众生活要关心”之类的批示,转发全省相关部门的官员学习与处理。
   
   
   
   因为俞正声的及时批示,当地相关部门马上补齐了母亲的殡葬费之类的,大概有一万多块钱。但过去十几年欠母亲的工资,累计起来可能会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果我们继续“闹”,加上俞书记的亲笔批示,很可能拿回一部分甚至全部。这当然也是母亲该得的。
   
   
   
   问题是,像母亲这种情况不但不止她一人,甚至连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都有不少,更不用说整个随州,整个湖北,整个中国了!改革开放后,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因为改革新举措与机制调整而牺牲一波人、某个群体,包括退休教师与医疗工作者,还有后来的大批下岗工人(见《下一步改革会牺牲谁》),如果我的一封信能够解决他们全部或者部分人的问题,又或者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我会很乐意拿回母亲该得的那份钱。可情况并不是这样啊。
   
   
   
   在政府工作的同学向我透露,我反应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现阶段根本不可能解决,一些改革就是要牺牲某些弱势群体,等他们死去,或者老得闹不动了,改革也就上了一个新台阶。当然,同学诚心地说,由于那封公开信受到重视,我被当做“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信中不乏对俞书记的冷嘲热讽,但他却立即着手解决信中反应的问题,你应该……”——同学可能想说我应该知足了,毕竟被特殊处理,又能拿回钱,还想怎么样?
   
   
   
   可我有什么特殊的?只不过当初刚刚从国外回到随州,为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工作多年,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母亲成了“弱势群体”,也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这样的公开信。真说起特殊,我的家庭条件要比当初千千万万这类家庭都要好。再说,如果我真想搞特殊,这点问题早就可以通过特殊途径解决了……虽说当时写信确实是出于愤激,但一开始写这封信就远远超过了为母亲讨钱、讨说法,我要讨的是更多“母亲们”的公道!
   
   
   
   如果给我钱就叫解决问题,我的读者可能永远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杨恒均了。我18岁到上海复旦上大学学法律与国际政治,毕业后到北京外交部、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1992年到香港,1997年到美国,虽然从媒体上看到中国一些现状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但真正感受到母亲这种“小人物”的境遇,竟然是多年后回到她老人家身边。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事,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各位只要查看一下我的博客,就一清二楚了。
   
   
   
   是的,2007年后,我的文字从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政治间谍小说与风花雪月为主完全转到了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与批评,以及对一个更好制度的向往,至今没有停过一天。
   
   
   
   在我看来,这是唯一能搞帮助母亲们赢回尊严,讨回公道的行为。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从那以后,我几乎没有用文字为任何一位亲戚朋友打抱不平,甚至也对多的时候每天都有三到四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伸冤、举报与求助信做过真正的回应与帮助。因为在我看来,对社会不公、不正的最好“伸冤”与“举报”就是我现在做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法治、有自由,还有民主,而不是动不动就要靠我们某个人的影响力,靠我们声嘶力竭的呐喊,靠可怜百姓的下跪与跳楼去讨回我们自己的钱与我们本应拥有的尊严!
   
   
   
   我要对那些期望我帮他们写伸冤、举报信的网友说一声对不起,也对那些对我抱有期望的亲戚朋友说声抱歉,用上访、举报、公开信的方式,借助某个个人的影响力来讨回公道本身,就有失公正——是对那些没有这些条件的真正弱势群体的不公正!
   
   
   
   我也要对中纪委的同志们说一声,各位辛苦了。我能理解在现阶段的中国,中纪委打击贪污腐败的作用与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届政府从连续打掉几只“大老虎”,到中纪委公布各地纪委举报方式,转向全国范围内“拍苍蝇”,鼓舞人心。但我还是要强调,老虎苍蝇都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滋生他们的土壤。从长远来说,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走进法院解决官民纠纷,讨回公道;只有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政党与政府运作置于人民监督之下,官员不能、不敢贪污腐败,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这篇短文,算是我给中纪委的一封举报信吧,我要举报的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不遵守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律体系,以及放纵官员们胡作非为的体系。希望各位领导能够像八年前俞正声书记阅读我那封公开信一样,认真对待。谢谢。
   
   
   
   举报人:老杨头 2015年1月4日
(2015/01/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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