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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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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怎么了?

   最近一段时间,公务员的积极性有所下降,这个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在同他们接触中,我还发现有些公务员对上面的反腐政策多有怨言。今天我就简短谈两句对中国公务员现状的一些思考,回答“中国公务员”怎么了这样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积极政府”的路子,或者用“大政府、小社会”来描述,什么意思呢?拿同我们有相同社会制度的越南对比就清楚了,越南那个政府是“消极的”,能不管事就不管事,架桥修路都和他们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用拆迁。我过去一看,本来该修路的地方,还是荒草,十年前是啥样,十年后还是一样的。当然,不修路不架桥,生态保护了,还没有拆迁,少了暴力和腐败了,他们的官员来中国就会到地摊上买西装。所以,从这方面说,越南社会主义政府的“名声”比我们的好。


   
   
   
   可问题是,学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一套“小政府”的越南社会本身却缺乏活力,更不像西方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政府不去做的,民间也搞不起来——当然主要原因同意识形态僵化与制度有关。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甚至有十年如一日的感觉。
   
   
   
   中国政府就不同了。自改革开放始,政府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逐步扩大职权,积极到上房扒瓦,主动架桥修路建高铁,美国人看到我们公务员还有上街派发避孕套的,惊得目瞪口呆。这样的“积极政府”有其社会背景,也符合中国当时的条件。你想啊,经过武装革命加“文化大革命”多年的折腾,中国社会基本上被玩残了。这个时候小平突然说要搞改革开放,要解放思想,乖乖的,别说知道的人不敢,大多民众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啊。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依靠一支政治上同小平保持一致的过硬的公务员队伍,还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看到一些网友一说到公务员就开骂,我常常为他们抱不平。当我们总结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取得的成绩时,不能忘记特殊背景下,这支公务员队伍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权力越大,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就越多,滥权与贪污腐败也就越严重,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再特殊的中国也无法避免,即便你把它弄成“中国特色”希望大家接受,人家也迟早会醒悟过来的。我们这几代人,就眼睁睁地看到曾经起了积极与正面作用的公务员队伍制造成绩之时,也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成绩和问题都成为“奇迹”,实在够奇葩的。
   
   
   
   而当制度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当权力也不允许民众(通过民主选票)和媒体(通过自由言论)来监督和限制时,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等到上两届领导集体想起来反腐时,发现根本无能为力,徐才厚、周永康等腐败的“国妖”们已经掌握了枪杆子、刀把子,甚至还有笔杆子……
   
   
   
   这就是习、李、王这届政府上来后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与力度反腐的大背景。可问题是,公务员队伍中的贪污腐败不是一天形成的,更不是什么公务员的操守与信仰问题,而更多的是历史原因和制度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如果不深入到制度层面,不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势必会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不服气”和“反感”的情绪:为什么反我不反他?打掉周永康,杨永康上去继续贪污腐败怎么办?反腐不会是权力斗争吧?
   
   
   
   对于中国的公务员来说,更可悲的是,原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了巨大贡献,也逐渐积聚了大量精英人才的,现在在部分老百姓眼中尤其是媒体口中都被“妖魔化”了——这个“妖魔化”当然有合理的地方,堪称“活该”,但也有情绪化与夸大之处。这种现象也造成了一部公务员心理不平衡。我看到一个调查,香港的公务员在市民眼中的地位得分仅次于教师与医生,远远超过其他十几个职业的排名。中国大陆显然不敢搞这种职业道德得分排名榜,如果搞,公务员会排在第几?
   
   
   
   公务员“不是人”的原因还有一个:在民众眼中,你拥有无限的权力,就应该有无限的责任,你拿了我的钱,就应该是我的“公仆”,甚至“奴仆”。现实生活中,我确实看到不少不那么喜欢讲理的个体把自己的一切失意都赖在政府和官员身上。说真话,这些年中国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大增,很多面向社会的服务部门做得越来越好,有些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官僚机构。有一次我对内地(窗口服务部门的)公务员讲课,他们说自己的单位正在搞“微笑服务”,我就好生感叹:我去西方那么多政府部门办过事,从来没有公务员对我笑过啊。为啥中国的公务员要提供“微笑服务”呢?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你霸占了自己不该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就要对人家“笑脸相迎”。由于西方官员与公务员分开,公务员就是一种简单的职业,按章办事,完成法律和规定分配给他的工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对民众点头哈腰。对民众点头哈腰甚至低三下四的是民选政客,因为他们的任免最终取决于民众手里的选票。所以,西方包括中国香港的公务员在政治上都要求保持中立(香港后来加入了“应该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这句,但保持了“政治中立”的公务员标准)。
   
   
   
   政治上的不中立,使得我们在选拔诸如水利部长时,更多的是考虑政治标准而不是对水利的了解,可我们谁都知道,过去65年,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转换了最多“政治标准”的国家之一:今天要极左,明天要偏右,昨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搞法,再优秀的公务员也会把自己弄成傻傻的,也难怪,曾经是中国最优秀人群的公务员队伍这些年逐渐失去了学习、进取与创新的动力与精神,最后都“闷声发大财”去了。
   
   
   
   中国的官、吏不分制度使得一位哪怕负责在门口分发排队序列号的公务员,在民众眼中也成了“大官人”,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就代表了国家与政府,也代表了党。这种官、吏不分,官员与政府甚至国家不分的现象,使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很多时候,一些地方的某位公务员出了问题,最后在群情激奋下,就上升到政府危机,甚至“危害国家安全”了。香港的公务员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别说政治任命的部门首长,就算特首本人也无法撤换他们。再看看中国的公务员,出事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政治立场出问题,而不是本职工作没做好。
   
   
   
   我是支持这届政府强力反贪,肃清公务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的,但反腐必须制度化,而且,要在打掉(或者吓住)贪污腐败分子时,使用新的任人制度提拔一批新的公务员;打掉贪污腐败,也戒掉灰色收入时,一定要给公务员队伍提供足够的薪金养家活口、旅游度假。这点很重要,听说公务员都有六年没有加薪了,一个同我一样资历的处级、局级干部的工资才六、七千块,大城市里这点工资肯定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你在给公务员提薪时想到他们的灰色收入甚至有权可以换钱这样的“潜规则”,你要么就是在纵容腐败,要么就是对更广大的不贪不腐的公务员们的不公。
   
   
   
   所以,我支持给公务员队伍大幅提薪,但在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有“高薪养廉”的可能。我支持大幅加薪的前提有两个:一,必须从制度上杜绝贪污腐败、剪出灰色收入;二:缩小公务员的队伍,尤其是割掉吃空饷与超编的那部分。这两点做到了,我不介意“人民公仆”的工资比我要高一些。
   
   
   
   环顾世界各国,回顾历史,包括中国的香港在内的发达国家与地区,几乎都在经济起飞的阶段经历过官吏们贪污腐败的阶段,但最后都是在民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局锐意改革,通过制度设置大幅度降低贪污腐败的程度。我相信中国应该,也必须做到。
   
   
   
   最终我还得强调,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很优秀也很尽责,中国需要一支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少不了他们,但中国绝对不需要一支贪污腐败甚至欺压民众的公务员队伍。
   
   
   
   杨恒均 2014年12月12 (12日与会网友根据老杨头在京城的“路边谈话”整理)
(2014/12/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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