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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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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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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如何维护城管和警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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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限制权力保护权利的法治才是真法治

   国内读者要求我写一篇短文解读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我觉得这个博文不好写,轻描淡写的话讲不清楚,你还是不懂;说重了,可能会被“法治”掉,你根本看不到。我想这样吧,请大家回头顺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往回走一次:为什么要搞“法治”?很简单,贪污腐败很流行,以权谋私很普遍,违法乱纪很猖狂,社会不公很严重,而根据世界各国现有的经验来看,只有建立法治体系,限制权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避免充斥这种现象的国家滑向不归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面说的那些乱象?因为过去十几年的市场经济与私营经济改革,“无形的手”我们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权力之手却无处不在,资本被权贵垄断,最后经济是发展了,可权力、人格尊严和道德都成了商品……


   
   
   
   那么,为什么还要搞市场经济、鼓励私营企业呢?答案也很简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批判了“两个凡是”,打开国门做生意,解放思想,但计划经济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贪污腐败尤其是“官倒”,引起民众强烈不满,最终出现1989年的政治风波。如果小平之后不“南巡”,当局不改弦易辙,不搞市场经济,中国就更无出路。
   
   
   
   接下来我们快要回到原点了,可以继续问:那为啥要批判“两个凡是”,要搞改革开放呢?嗯,如果不搞,只有两种可能,要就是你生活在北朝鲜那样的地方,要就是中国已经像苏联东欧一样早解体了。执政的中共不愿意后者发生,前者是老百姓不想看到的。
   
   
   
   现在站在我们回去的原点望向“未来”,不难发现,中共一直在“摸石头过河”,被问题倒逼着一步一步“深化改革”。每一次改革发生之前,都伴随严重的争论,如八十年代围绕“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斗争,九十年代“姓资姓社”以及“私营经济”的争论,还有几年前发生的改革是否走对了的大辩论。那么,贯穿每一次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到什么程度。每次改革措施几乎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从土地承包、国企改革、市场经济等等,而是“照搬”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已经运行多年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而每一次改革中都保持不变的就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实际上,“共产党的领导”成了所有中国特色中真正具有实质内容的最大中国特色。
   
   
   
   邓小平时代,无论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是“姓资姓社”的争论,最后都会被老人家“一锤定音”:只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都是社会主义。但小平之后的领导人再无此“魄力”,例如九十年代末期出现的对私营经济成分的争论,就让当局有些不知所措。
   
   
   
   而“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第一次试图对自身做一些调整,是要以改革共产党自身来适应新的形势,而不是要求整个国家与社会随着党的意志起舞。“三个代表”发挥了多大作用,见仁见智,今天不讨论。单从之后十几年的情况看,情况也是复杂的:经济大发展,中国崛起了,但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道德滑坡、社会不稳也越来越严重……
   
   
   
   问题出在哪里?左派说,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私营经济等等都削弱了党的绝对领导,搞错了;右派说,思想解放、对外开放肯定没错,因为世界上只剩下北朝鲜等一两个国家还拒绝这样做;市场经济更没有问题,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而少数坚持计划经济的,几乎都是穷得揭不开锅的;至于私营经济吧,如果说错,只能说少了而不是多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私营经济成分相对较少的一个大国……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共产党领导中国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允许私营企业,这没有错,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如果我们看看每一次改革都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中途不得不半途而废或者被利益集团劫持的现实,就不难明白:从始至终没有解决权力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年的改革,照搬了人家的诸多先进经验,唯一没有吸取的就是没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早在这届政府上台之前,我就断言,要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首先得解决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贪污腐败不是市场经济与思想解放的结果,而是官员们剥夺民众自由,不受群众监督所致;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不是因为资本家太贪婪,而是利益集团依仗公权力肆无忌惮造成的;社会不稳不是民众不遵纪守法,而是一些党员与领导干部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拥有了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处理好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任何改革都不会走得太远。不解决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任何改革,无论多么好听,最终都无一例外地会制造出更大、更多的问题。
   
   
   
   历史上从来没有共产党带领国家搞市场经济,发展私营经济,搞法治、自由和民主的,但中国共产党正在做。据说经济学家不知道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政治学教授还找不到理论来说明中国,但这都不是问题,只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就可以了。实事求是地说,中共领导的经济建设与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限制权力,在遏制自身腐败上,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就拿刚刚公布的四中全会来说,“法治”提出毕竟进了一步,大快人心,但不能掩盖外界包括中国民众对这种“法治”挥之不去的疑虑:四中全会的“法治”是否能处理好“法大”还是“党大”的问题?我们受到各级官员的欺负后真能到他们领导的法院里讨回公道?是否多年后,如今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法治”也像当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带来不少的问题呢?我们还有多长的生命,多少的耐心在探索新的道路上蹉跎岁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公平,依法保护自己的各项权利,这无疑是中国人百年所追求的“法治梦”。中国不是没有宪法,也不是没有法律,甚至从“法制”到“法治”也讲了几十年,但普通民众几乎都清楚,各地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都可能影响甚至决定法院的判决;普通村民同一个村官打官司都胜算不大,因为你讲法他却代表了“党”;我们还知道,辛辛苦苦写了一篇文章转眼之间不知道哪去了,某位身处高位的腐败官员轻轻一个招呼就可以让你维系了多年的博客一夜之间消失……
   
   
   
   相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来说,“法治”建设是几乎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都不应该置身事外。能够限制官员权力,保护民众权利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对于四种全会提出的“法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检验它是否能够维护公正、公平,能够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能够保护每个人的各项权利不再被侵犯的标准。
   
   
   
   杨恒均 2014年10月 30日
(2014/12/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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