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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大饥荒年代饥民的奇吃

在1958年发疯似的大跃进中,虚报浮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杨伊文先生《一个幽灵仍在大陆游荡》披露:“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水稻亩产量最高达130434斤10两4钱,小麦亩产量最高为8585斤6两,玉米亩产量最高为35393斤,山药亩产 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毛泽东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毛泽东再次提出:“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泽东不仅非常着急地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要求科学家积极参与进来,与农民一起想办法,拿出切实措施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实际问题。他自己也亲自开动脑筋,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二是“少生产。土地休整,实行轮耕制、休耕制。”三是“援外”。

   
     在8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然而,半年时间,饥荒开始袭击中国大地。三年时间,饥饿夺去数以千万计中国百姓的生命”!
   
     饥荒之年,由于吃不到粮食,人们饥饿难耐,饥不择食,只好以麸糠、野菜、草根、树皮等充饥。这些都是荒年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足为奇。本文所说的不是一般的灾荒之年,而是亘古罕见的三年大饥荒;所说饥民的“奇吃”,不是普通的草根、树皮之类,而都是人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作为人,不得不吃人类不能吃的东西,所以谓之“奇吃”。把这些“奇吃”记载、归纳起来,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惨烈、沉重的历史,是亲历者和幸存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人吃观音土(白泥)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任何营养成份,连动物都不吃。人吃了只有饱腹感。但不易消化,排泄不出,只得用竹签、树枝或手指头掏,大半天掏出不来,非常痛苦。不少人被胀死。
   
     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吃相凶恶》中说:“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莫言又说:“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
   
     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邓小平的堂弟邓自力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邓自力1958年是四川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吃煤块
   
     据莫言披露:“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
   
     人吃老鼠、蜥蜴
   
     据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披露,现年七十三岁的牛俊娣回忆说:“我大大(土语:父亲)饿得没有办法,在仓房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了事。
   
     牛俊香也告诉笔者:“我还吃过老鼠。”笔者问:“是你抓到的吗?”牛俊香说:“我还能逮住个老鼠?是在城墙边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麼死的。我妈看见了就收拾回来,煮熟给我们吃。反正没有把我们闹(毒)死。”甘肃省甘谷县的李顺子说:“我们那个村子一户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来的,真的是个奇跡,咋抓住那个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两簸箕。”宋宏任老人说:“我父亲就吃过老鼠,自己打死烧熟了吃。”
   
     1959年下半年之后,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们被饥饿煎熬,一批体弱有病的人最先毙命。人们开始本能的挣扎求生,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人啃床帮(床板的边框)
   
     在大饥荒年代,由于饥饿,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有位农妇说:“啥不能吃?就椽(盖房用的木头)不能吃。”虽然没有听说有吃屋上木料的记载,但却有啃床帮(床板的边框)的实例。据仝小改(黄河滩)《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中朱登振讲述: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 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 依袍(人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人吃大雁屎
   
     仝小改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的《亲历三年大饥荒(一)》披露: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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