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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对峙铁托

吉拉斯对峙铁托——阅读《铁托-内幕故事》一书

   刘自立

   

   一

     吉拉斯(德热拉斯,Miovan Đilas)的故事主要体现在维基百科下面这些话中;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和普鲁塔克所谓的有价值的“虚构”和CP书籍影视毫无价值的“文献”呈现,形成一个对比。我们这篇文字不单是要回顾吉拉斯新阶级的含义,更加主要的,是要分析吉拉斯所谓在前南斯拉夫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种改革一度引起中国人浓厚的兴趣。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所谓的知识界层和干部阶层中,对于南斯拉夫问题多少有些肤浅的了解——加上六十年代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共中央回复的九封信件/文章中,也专门给予南斯拉夫问题一个批判。这个批判现在看来毫无意义。但是,人们所关注的南斯拉夫改革这件事情,却在中国广大阅读人群中依然存在语焉不详的状况。这个懵懂和无知,一方面来自所谓改革派片面解读中国改革,另一方面,来自世界舆论和西方解读此一事件和人物同样的语焉不详。换言之,在构成铁托-吉拉斯-斯大林三角关系的东西方,加上东西之间夹缝之中构存的铁托主义和南斯拉夫改革,人们对此见二不见三的政治形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现了朦胧解构中的一些误解和污点。这是西方和东方都要负责的一种怪现象。下面,关于吉拉斯主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吉拉斯提出了一个比较中国之李慎之先生提出之中国是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之观点,有的比对和分析之——

   “in March 1954. On December 25, 1954, he 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New YorkTimes in which he characterized the situation in Yugoslavia as"totalitarian”。(Đila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Tito's possible successorand in 1953 he was about to be chosen President of Yugoslavia. Hebecam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Socialist FederalRepublic of Yugoslavia, but he only held office from December 25,1953, to January 16, 1954. Between October 1953 and January 1954, hewrote 19 articles (only 18 were published) for Borba, the officialnewspaper of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 where he statedthat a new ruling class was formed in Yugoslavia, after many highmilitary and state officials received benefits and expensive houses inthe best parts of Belgrade. Tito and the other leading Yugoslavcommunists saw his arguments as a threat to their leadership, and inJanuary 1954 Đilas was expelled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party, of which he had been a member since 1937, and dismissed fromall political functions for his criticism. He resigned from the Leagueof Communists soon afterwards, in March 1954. On December 25, 1954, he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which he characterized thesituation in Yugoslavia as "totalitarian", adding that his country wasruled by "undemocratic forces" and "reactionary elements". He alsoappeale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andthus for a two-party system. For this "hostile propaganda" he wasbrought to trial and conditionally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prison.(《维基》))

     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作为铁托可能的接班人,属于斯大林阵营重要人物的吉拉斯,在1954年就提出了南斯拉夫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是一件石破惊天的事件。因为南斯拉夫价值论,无论对于西方之邱吉尔,还是东方之斯大林,都是本来要百般呵护的一颗棋子。铁托在斯大林大清洗的1937年后——就像毛在三十年代即被斯大林看重——上台治政于南共(后改名)。这是一个信号,一个证据。于是如何看待这个改革和定位南斯拉夫的位置,成为吉拉斯和所有贯注这个课题的人们的重点分析角度。对于西方而言,南斯拉夫是他们治衡苏联的一张牌;对于苏联而论,拉回铁托——在斯大林死后,成为苏联阵营重新执行有限主权论的划一东欧之必须。而且,当铁托在七十年代末叶访问中国的时候,铁托依然成为中国邓式改革的最为重要的贵宾(已然不是“九评”所谓的帝国主义走狗……)。这个逻辑的衍生和延伸,成为吉拉斯所说名言的一个补充实例——他说,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见其所著《

     铁托-内幕故事》,1980年出版,我国作为内部读物于次年译版,新华出版社出版)。那么,在从二战以来所划分的东、西方政治光谱上,南斯拉夫是一种什么颜色,他对于东西方政治现实,战略规划和思想观念究竟意义如何——这个问题的二次表现,当然就是八十年代美国人乃至世界人们对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本身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当邓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白痴——他们,或者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像吉拉斯那样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个结论在六四以后的中国才被李慎之加以断论。要迟到几十年。但是,即便如此,这个课题对于西方依旧没有解决;其解释也是鼠首两端,毫无真诚可言。那么,南斯拉夫改革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何以在改革阵营中出现了铁托的坚决的反对者吉拉斯?吉拉斯对于南斯拉夫改革又有如何看法?……这些问题同样可以比照中国改革观看之,分解之?在中国,也有一个三角关系可以呈现。这个三角关系就是毛——邓——价值论(西方主流——不是西方资本!)。在在这个关系比较中,苏联斯大林=毛;铁托=邓;吉拉斯=价值论(——某种十分勉强的函括中吉拉斯=胡、赵——而胡、赵的水准比较吉拉斯,差得远!)。这样一来,人们在阅读吉拉斯《铁托》这本书时,就有了一种批判角度。这个批判角度就是,无论如何,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改革最后都会回到极权主义。这也就是吉拉斯所谓“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事实上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见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判断,逻辑和事实都是如此——而任何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也不会是纯粹马克思主义。这个证明,当然也来自苏共和中共历史上的表现。在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时代——也就是说,在西方签订凡尔赛和约和他们后来签订雅尔塔和约时期,西方为了他们的战略考虑和资本处境,很大程度上亵渎了或者败坏了普世价值论体系与自由制度框架。

     于是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提出疑问?什么是西方拥护的改革?什么是邱吉尔或者其他人支持的铁托?吉拉斯为什么要反对铁托和南共?他的取代物又是什么?有趣的是,南斯拉夫四驾马车之一的卡德尔,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民主极权主义”。这个论点看似可笑,但是却是时过半个世纪后,中国人中非常愿意再次迎合之之观点——“民主社会主义”;其间之共同点是,他们都怀疑了斯大林主义或者毛主义——异见之处是,卡德尔明确了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国人明确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于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和南共之极权主义都可能成为一个或许是可塑性前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可塑性);一切所谓的理想主义者,秩序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开始依此前提否定民主。这是一个特点,他们以宪政否定民主。但是无论是卡德尔还是中国人,他们显然而然的无知是明确存在的。(因为宪政的例子并非民主之单一或者唯一产物。人们远自罗马帝国宪政和神圣罗马帝国宪政,自可论述,一表其详。一种法治国家/法制国家之、也许法律高于民主和高效民主之现实,之历史,确实存在(人们可以关注在神圣罗马“帝国宪政”概念中的,人民应用法治而摒弃战争解决问题的说法)(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也好,神圣之也好,他们的宪政前提,也就是帝国前提,既不是极权主义取消教皇,王权,人民自由,也不是极权主义取消阶级,突兀特权阶级(杜撰无产阶级之伪证),而是施行着地方自治之城邦的,治衡和权衡的、那种首先有阶级权限,阶级人群,再有政/教势力和某种自由后(!),才有宪政的逻辑和实证——宪政,与其说是一纸产物,一个阶级的产物,一种新贵的恩赐,不如说是一种阶级共和前提下的后续产物,而不能倒果为因——所以,诉诸宪政以前的宪争前提是自由和人民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一段插曲。)具体而言,铁托的改革有别于苏联斯大林体制者,无外乎就是他们施行的(——中国现在依然没有施行的),1,土地私有制;2,工人自治;3,取消合作社;4,私有公司-房产被允许合法;5,文化解冻;……诸如此类改革法制和社会之方式。这个改革是十分大胆的。但是,权力,警察和专政和依然做大的极权主义,却是其政治主流和改革主体;那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借尸还魂——这就是吉拉斯的结论。

     于是,出现了夹缝中的南斯拉夫。这个南斯拉夫国家似是而非的那些西方制度化,意识化和价值化的存在,给予一分为二的世界一手朦胧诗。铁托,并不苛政其罪,而是为其所用。但是吉拉斯指出,这种策略化的政治和政策,依然可以定属于极权主义。这样,伟大的吉拉斯就不单看穿了铁托,也看穿了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铁托的改革,还是邓的改革之核心,之本质——他们统统依然还是,或者,只能是,肯定是极权主义。这样,属义这类改革会带来耶稣二次降临的西方政客,资本家和帮闲文人们就都被同样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西方人迎接这类改革的愚蠢,一是,来自他们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和资本主义——二是,他们继承和继续的,不是价值坚守者的传统,而是阿尔西比雅德或者马基雅维利等人的机会主义——他们和铁托和邓和什么人,达成了他们看来类似塔列朗于梅特涅达成的维也纳秩序,且可以转变成为凡尔赛和雅尔塔秩序的那种秩序——他们的马歇尔对于西方和东方(中国)施行首鼠两端的政治,遏制欧洲的专制主义,而支持未来比较专制更坏的极权主义——也就是,遏制蒋介石,支持毛。这当然适合斯大林的中国东北苏联化战略——与美国苏联建立二战秩序也密切关联。……而铁托被夹缝在东、西方战争和冷战的空间,难以完全彻底施展他的极权主义和苏联主义之制度。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看到,一般性结局对于铁托抑或邓,都是一样的。他们启动“民主”和启动“改革”,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受到美国人,英国人和本国人大力支持的。这是一本惯例。罗斯福对于斯大林的态度,就是他所谓可以对待善良之,可塑之的对待“牧师”的态度(基兴格《大外交》);他对于毛的态度,(台湾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说过)就是,美国‘短期支持蒋介石,长期支持毛泽东’之双重政策,”(梁敬錞《史迪威事件》)这个支持的原因,就是邓在七十年代改革时期同样受到美国人支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笑一探,就是,他们也认可“极权主义民主”。呵呵!迄今为止,这样的惯例并没有结束。西方人混淆黑白,以为辨正之颠三倒四,利令智昏的做法,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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