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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同”以及苏长和关于民主的乖戾

   “和” 与“同”以及苏长和关于民主的乖戾

   作者:杨非羊

   中国自古就有“白马非马”之狡辩传统。最近苏长和教授发表的“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一文大有弘扬这个狡辩文化之嫌。苏教授的那篇文章完全置事实于不顾,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之乎者也将一些没有逻辑联系和混沌的词语混合在一起,然后得出一个美国是假民主,中国搞真民主的结论。我们可以原谅一个教授写一些浅显的文章,可是不允许一个教授写出浅薄的文章。本文就苏教授提出来的“美国求‘同’,中国尚‘和’”这一判定来谈谈苏教授文章的浅薄和乖戾。

   苏教授在文中说“中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和’,美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同’。概言之,美国求同,中国取和。‘去和取同’者衰,这句话是《国语》中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时说的”。 苏教授几乎在没有交代他理解的“和”与“同”是什么的情况下,马上开始批评美国和赞誉中国。他说,美国求同,是资本主义本质使然,资本主义就是要消灭差异性。他还提到什么斯诺登暴露出来的监控等等,以此来说明美国社会没有一点自由(不知道其与“和’‘的内在联系在哪里)。然后,苏教授对比中国,说“每个中国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国家对个人干涉甚少,讲‘导之’,也讲‘由之’,所谓‘无为’,即为自由。国家始终为个人和社会保留充分的空间,社会因素一直很丰富”。

   苏教授上述对比与人们的常识和理解相违背。中国历来是国家干预个人的社会。传统的儒家学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共产党的理论也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中国连计划生育和避孕套都管起来了,个人还有什么私人空间。中国从大大小小的街道到里弄都装上了“眼睛”,再加上街道的居委会干部巡逻,还有网络关于词汇的控制,中国人哪有个人自由可言。再说,老庄的思想从来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没有几个老百姓知道之,更别说“每个中国人多多少少”知道了。

   苏教授的荒唐还不止在此。苏教授在没有对概念给出定义的情况下去武断地分析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政治这样一个复杂的命题。什么是“和”,什么是“同”?没有确定的概念在先,如何去断定“美国求‘同’,中国尚‘和’”?再说了,如果中国有个学说是讲“和”,那么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制度和现实是不是求“和”?我们不能将古代的一个学说等同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今天最大的狡辩术是将某个学说或宪法的规定来当作现实来批驳对现实的批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教授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现实的分析,恰恰违背了中国古代关于“和” 与“同”的理论。“和” 与“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范畴。苏教授只是提到了《国语•郑语》 史伯对郑桓公的谈话中的一句话,即去和取同者衰。但是他没有引用对“和”与“同”的阐释的话,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以他平他”“以同裨同”。这两句话意思是,“和”就是将不同的各种“异”柔和在一起,这才有发展,有生机。美国人常自以为豪的“melting pot”, 和后来春秋晏子所说的“和如羹焉”,即将各种佐料放在一起来烹鱼肉才有味的比喻,就是对“和”的最好解释。“同”则是一种调子,所以听之无乐,一个佐料,食之无味。

   在这样的概念之下,中国正是一个“求同”的社会,因为在那里只允许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领袖,一个喉舌,等等。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正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苏教授在提到“和”与“同”的时候,没有讲到春秋的晏子对这对哲学概念的阐释。晏子和齐景公对“和” 与“同”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也是我们今天理解这对哲学概念的基础。这段对话正好是鞭打奉承之人的经典,原文如下:

   齐侯至自田,晏子待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 ”晏子对曰: “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 ”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执以薪,宰夫和,适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 ‘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网上有一段对此文的白话文解说,现在拮来一飨各位:

   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有名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景公真是费尽了心机,只要一有机会就开导这位国君。有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晴和。齐景公要出外打猎,让晏子陪伴同行。他们刚刚来到一个叫歇马台的地方,齐景公宠爱的大臣梁丘据也急匆匆地赶来,对齐景公说:“我想跟随主公去打猎,一路上可以侍奉您。”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点点头说:“好吧!咱们一起走吧!”他又回头对晏子说:“你看,只有梁丘据跟我的心相和呀!”

   晏子立刻对齐景公说:“梁丘据只是跟您‘相同’,怎么能说是‘相和’呢?”

   齐景公把眉毛一扬,奇怪地问:“‘相同’跟‘相和’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晏子语气平和地说起来:“当然不一样啦!打个比方说吧,我们做汤、做菜,都要用水、用火,还有醋、盐、酸梅这些佐料,厨师还要掌握好用量和火候。经过调和做出来的汤、菜,人们吃起来,才觉得味美可口——这才是‘相和’啊!”

   齐景公还是不明白,又问:“那‘相同’是怎么回事?”

   晏子没有回答,按照自己的想法又说下去:“人和人之间也应当这样。就说大王和臣子吧,大王说的做的不一定全对,臣子就应当把错的地方指出来,把正确的东西留下来,这样,君臣之间才叫‘相和’。”

   齐景公看了看站在远处的梁丘据:“您的意思,梁丘据和我不‘相和’了?”

   晏子点点头说:“是的。梁丘据平时对您毕恭毕敬,不管对错,都随声附和。您说行,他也说行;您以为不行,他也说不行,这只能是‘相同’。活像一个厨师,光知道用水去和水,不会用佐料。谁愿意吃这种没滋味的汤菜呀!这‘相同’跟‘相和’差得远呢!”

   齐景公听了以后,嘿嘿地乐了,说:“您说得好,我又懂得了一个道理。”

   根据上面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民主确实与中国古代的“和”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和”就是要提倡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比如在议会里,如果存在着多数不同的政党,并且可以在争斗中有效地工作,那就是“和”;如果议会里只有一个党,或者由一个党控制的不同面貌出现的几个党,那就是“同”。“同”是没有生气、最终要死亡的。从这个标准来看,美国恰恰是一个“和”的社会因为那里至少有两个对抗的党;中国则是一个“同”的社会因为那里只有一个执政党加上八个花瓶党。社会的言论自由度,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是“和”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只有苏长和这样奉承之人可以在国家控制的刊物上大放厥词,反对的声音不仅被控制和审查,而且唱反调的人无时不在一种恐惧之中。中国的“和”在哪里?

   同时,“和”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要谏,要对政府说“不”字,而不是如同梁丘据之流尽说奉承的话。苏长和教授那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就是应时之作,大有奉承和追随“核心价值”观之嫌。

   最后,我们来看看孔子论“和”与“同”。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对这句话的注是“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朱熹的这句注释,也好像正对苏长和教授,即,提倡“和”者,是要去乖戾之心和有阿比之意的。苏教授的文章恰恰有些乖戾和阿比。苏长和的文风不可采。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September 17, 2014

   关键词: 和 同 苏长和 民主

   

   


此文于2014年09月1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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