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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运动的悲喜剧

人民运动的悲喜剧

   

   

   刘自立

    

   

     四五运动和六四,和文革,和以前很多极权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如何区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课题。因为极权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他们本质不同而形式类似,并且形成中国特色的四大“民主武器”(带引号!),和民主运动之监督权,选举权,治衡权……一类政治主张和法制,并无内在关联。但是,这个四大武器,却在毛主义运动中应用锐利,倍及影响。这个武器造成了毛主义本身在某个阶段,施行所谓官僚体制以外某种权斗的时候,被派上用场。于是,这个大字报的批判武器,在1976年所谓转折时期,成为一种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的批判,造成了“第五个现代化”要求的全部内涵;也是运用了西单民主墙前大字报这个武器。这样看来,极权主义体制中派生民主自由之载体,变成了大字报——也成就了反极权主义之武器之应用。这是一个滑稽和蹊跷;甚而言之,如果中国人懂得如何转变极权主义武器而为民主主义武器,这个极权主义,多少有成为反面教员之可能。这就是现在人们思索那部拙劣电视剧的地方(——《转折中的……》)。其实,民主,当然不是首先和极权主义思想和政治武器接轨,而是和所谓民粹之接轨。这个接轨来得更早。我们撰写的雅典民主启示文字,多处涉及这样的看法。人民至上论,在雅典,是以德莫斯或者人民主义,民粹主义之所指展开行动和进行反思的——而其能指,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之核心价值和核心体制——虽然这个体制被包围在王权,僭政之中——他们之间具备后来所谓专制和民主之血缘关系。那些被阿里斯托芬描写的战神山会议之民众论政(见罗念生之希腊悲剧译本暨:“梭伦在公元前五七零年代,奉战神山会议之的委托,在雅典政治因多次贵族争势而蒙上阴影时进行政治改革。他对执政官的架构并无改动,执政官依旧是由名年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宗教执政官、及六名立法者组成,但他对执政官的出身进行了重大改革,今后凡是五百桶户(pentakosiomedimnoi),最高资产阶层出身者,均可出选执政官。虽然此举没有打破贵族出任执政官的特权,因为几乎所有的贵族都轻而易举的跻身于此,但今后可以出任执政官的平民经已不在少数,只要平民百姓累积够多财产,即有权成为执政官,再进而在卸任后进入战神山最高会议,令会议的组成也不只局限于贵族。”(《维基百科》)

   

     是的,如果可以承续其根,那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很多人民运动之回顾,之发展。比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宪章运动,俄罗斯1905年起义……诸如此类。到了20世纪,这个民粹主义运动和比如、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有的接轨——这个民粹运动发展成为纳粹的街头运动和半个多世纪后,北京街头的文革杀戮。于是,神圣人民运动之雅典主义,很快被龙种生下的跳蚤接过手去,把希腊时期的德莫斯,改变成为对于德莫斯的亵渎,改写和涂炭。这就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转变柏拉图理想国和卢梭民权意志论为其亵渎,为其所用之极权动物庄园之“艺术”(——如果说,第三帝国也有某种艺术、毛也有他的郭沫若和江青一样……)。这是人们看待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段异化史。这个历史的间性过渡阶段,就是思维,行为,革命和僭政(——专制,集权——非极权)时期之民粹正面化运动,导致民主(——精英代议制政府)和民粹负面化运动,导致毛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之历史,之逻辑。这是人们近期思索民粹之不能全盘否定和民主之不能排除民粹之一个重要提示。这个提示的现在表达,比如说,台湾和阿拉伯世界前此发生的群体运动,就是人们思索、不管建立了民主政权抑或将要建立之,人民参与政治之理由,也是十分必要和十分充分的。这个理由的理由就是,因为民主之根存在还是人民。如果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不全能,或者不太愿意给予正当性要求一个人民素愿之实现,之实施,之因应,那么,人民,理所当然可以返回到雅典民主时期之德莫斯运动——也就是德莫克拉西运动,并能够从中恢复民主之根,民主之源而抗议和治衡政府——哪怕他是民主政府。所有那般认为在绝对精英政治展开以后,并无人民——民粹之需要,之看法,完全是对于人民背叛和主张精英独裁之开始。这也是我们和哈耶科看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的看法正好是倒过来推论——如果人民往往代替精英,政府和权利(资本)而组织工团主义(——乃至社会主义)而争夺权力和批判政府,那么,这些预上天堂之人(们),就会显得十分可疑。

   

     那么,在我们这些经历过四五运动之人看来,邓所代表的“转折”究竟何谓?(——当然,我们不再想涉及六四或者六四后转折的显而易见的权贵现象,因为很多人业已说明和解释之)。这个转折其实就是邓对于民粹主义——极权主义人民运动的极度厌恶。这个厌恶根本无法解释他们CCP对于类似巴黎公社甚至美国,法国革命的一再吹捧,一再肯定——因为他们要接轨自己的革命和列宁的革命。于是他们混淆这天上地下两种革命——这也是一些革命畏惧者和献媚混淆者厌恶“正面革命”之处——就像革命有两种,民粹有两种——而极权主义对待民众运动,也有两种。而且,这两种态度之区隔,也是十分有趣的。他们互相否定,互相牵制,且互相呼应,互相爱护。这是因为,首先,邓不是民粹主义,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研究者。他的十分简陋的政治思索,只是在否定毛的武器的批判上(文革批判?),看的十分严重。因为他的思维构成比较毛来得简单十倍。那部拙劣中表达的“转折时期”的一切思维,都根本比不上或者有的比之于李鸿章的思维;当然,比较李鸿章邓还是严重落后,不足和简单(邓,没有国学和文化,而李鸿章不乏此道)。因为,李鸿章对于美国人或者俾斯麦对于李鸿章所说的、那些涉及“武器批判”的话(——从言论自由到体制改革——德国人说的日本明治维新和满清改革……),邓,当然闻所未闻。他的船坚炮利,科学救国,“完整准确”……一类主张,和20世纪初叶西方哲学家批判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置疑真理论——继而批判“真理部”——这些文化,这些哲学,这些政论,邓,压根不懂。他的“武器”就算是甲午之类,铁血之类和无法(治)之类;到了现在,甚至可以登月(什么机器要登月……),也不过是李鸿章(洋务致用)张之洞(体-用论)郭嵩焘(救亡压倒改革?)一类主张,(——甚至,含,严复之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类非穆勒主义之自由——严复改写了《自由论》,且歪曲他……)之余绪和杂碎。

   

   再是,邓和很多国人根本不懂民粹,不懂民主,也不懂“德莫”和“德莫克拉西”之间的古典-现代关系及其良性转换和恶性转换。前者,就是从全民民主(奴隶除外——就像华盛顿除去奴隶自由),转向自由和人权——后者,就是从民主运动转向民粹独裁——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谓批判专制,导致主张极权——也就是毛主义民粹,文革和邓主义反民粹,反文革。这是十分要紧的极权主义研究和极权主义定位。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个转换的来历和定位,就会施行所谓的一切否定和一切肯定:这个一切否定,就是邓的对于一切民粹主义的打击——而一切肯定,就是毛的对于一切民粹主义的肯定(——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一切肯定,严格定植在1966年到67年中这段时间,除此之外,都不是群众之,民粹之,毛特色之运动)。这样,那部拙劣,虽然愚蠢做戏,漏洞百出,但是他们这些奴才对于揣摩上意,还是有了一套。这一套,就是他们知道邓不喜欢,不愿意,不肯定毛之民粹主义。于是,这部拙劣根本不敢重现四五运动之虽然是悼念一个CCP总理,但是这广阔的,人山人海的,足以让人想起第二次的,依然是那个德莫斯双刃剑的闪闪发光。他们不敢见诸视频于如此震撼的画面。只是撮起几个小爬虫一类丑角,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乱喊乱跳……这是一种十分琐碎的奴才心理;这个心理就是回避伟大的,有别于毛的,接近真正民主的那场(——虽然,似乎确是呼唤邓的)群众运动。这当然是一个矛盾,一出悲喜交加的大戏。

   

     人民运动,或言,德莫斯运动的民主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人们要回答什么是反专制?什么是要民主一样,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因为,我们首先看到,所谓世界上普世价值的创造者是由人民,王公,僧侣……这些各个阶级和阶层之人们,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前共同缔造的——也就是说,按照基佐(法国作家)的看法,他们在价值推出论,绝对不是革命的产物,而是要通过革命恢复这些价值。这是一点。再就是,就像雅典民主所缔造的来自半神,半人,人,或者神,共同缔造的民主价值一样(——比如忒休斯这个王和神缔造了民主论……)——基督教,也是半神,半人,人,神共同缔造的普世价值——这也就是民主和基督这两大价值体系的神学归属。所以,任何德莫斯运动如果舍弃了神道和民道,他们缺一不可,就会简单滑向由天赋人权改变成为人赋之。这是一切岂有此理的伪装德莫斯运动的开始。就世俗层次而言,民主之滥觞就是共和——而共和导致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的共和,才是后来宪章和宪政开始的载体和由头。也是自由主义开始的由头:城邦,自由市,基尔特,公社,等等自治体。依次推断,极权主义运动,不管是纳粹主义运动,还是列宁主义运动,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废黜了这个所有阶级和所有阶层享有权力的前提——这个前提,也就是各个阶级,王公和僧侣们谈判的前提甚至战争的前提(正面战争和负面之)——并且是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之共同前提。于是,极权主义运动不是要缔造共和,而是要缔造反共和,缔造独裁。于是,一个新的运动前提得以实现。这个前提,就是要把王公,僧侣和人民确实具备的各项权力予以废黜,并且是以空头人民,抽象人民和抽象国度(理想国——哲学王)乃至以权力意志和普遍意志的名义割除真正的人民权力/权利。这样,在屏除了英国,法国革命之并非如此的前提以后,纳粹主义,开始在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种制度,人民“总体”的形式下——而不是个体人民的形式下(——来施行排除犹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种族之人民,之个体——这是和柏拉图主义吻合的),施行假德莫斯运动。这个假德莫斯运动,让很多真的“人民(个体)”受骗其中,以为,凡是人民运动,就是民主主义。

   

     这是一个致命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于是,在一方面,雅典民主批判者,甚至包括美国一些开国元勋,施行他们的“雅典审判”(托尔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书);另一方面,以欧洲多数识大体,懂历史,顾全局之研讨人士和作家学人,都处在极力挽回雅典价值论的位置——从而袒护人民主义和民粹主义(——正面之)。我们仅有的引证是这样的;在历经了关于运动暴民的争执后,英国自由主义者爱德华.佛里曼说,“‘雅典民主政治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例证,在那里,暴力被法律所代替。’他援引麦考莱的《英国史》的论证说,公民大会正由于其规模倾向于变成暴民,但是佛里曼高兴地承认,雅典的最高行政权确实是一群暴民,蛋不是麦考莱担心的英国的500-600暴民,而是成千上万的暴民,接着是自他那时以来已成名言的一段话——‘希腊历史的公正考察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群穿着行政职能服装的暴民组成了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政府。它并未创作出不可能,也没有把地球变成天堂,把人类变成天使;更不用说它预示了我们相信人类仍然有待实现的改进。但那个比它任何时代的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好的政府,不能被成为坏政府。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政府必须被称为好政府,代表了所有对政府的显著改进。’”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这场争论,开始于18世纪。到了今天,“审判雅典”的无稽之谈,有所收敛。人民-民主-宪政——产生了普世共识——不是因为缺少精英而导致法西斯主义——而是缺少人民监督,治衡和共和体制,导致了希特勒的独裁。民主,在转变为纳粹冲锋队的时候,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假民主)导致了民主的死亡。于是,还原宪政的共和前提和还原小孩子游戏之N种力量参与,而不是一种力量参与,成为设立正面阶级斗争,阶级妥协,阶级利益和阶级权益的宪争主体之前体。没有这些阶级的界域和结域,解域和解构,是不存在的(见德勒兹《千高原》)。用通俗的话说,如果没有几个小孩子参与游戏(宪政和立宪),而是由他们一种人(无论红的,还是黑的,等等)参与宪政游戏规则之制定,那么,这个共和,这个宪政,这个民主,就是一个膺品。这是他们极权主义人民架空,人民抽象,人民崇拜的毛氏把戏之一。而邓,的确厌恶这个把戏。他想要看到的和毛殊途同归——毛要人民和人民之0——邓也要人民之0——他取缔了批判的武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而他并不考虑武器的批判。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要施行武器的批判呢?也根本不是。他的批判,就是对于武器判历史的虚以委蛇。因为,他的阶级斗争,施行了阶级立法和阶级立宪——所谓无产阶级立宪——于是,这个逻辑,很快就滑到对于无产阶级立宪的镇压(列宁1918年镇压立宪群众游行,就是这个无产阶级“立宪”和大规模KGB杀戮的开场。)这是人所共知的宪政游戏的解构和荒疏。最后言之,人民运动的自然起点,就是雅典民主——而人民雅典真正的完蛋,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思维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辨证。而邓的问题,就是他取缔了这种人民运动,而代之以一种根本不是毛式和列宁式的精英运动,官僚模式。这个模式没有更新,还是照样施行着他们厌恶四五运动的某种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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