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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悲剧的文化参照系

那场悲剧的文化参照系

   刘自立

   一

   人们或许愿意把六四文化参照系统和五四乃至四五这两个运动的参照系统,加以对比分析——但是,我们却愿意更加广泛地把六四作为一个让苏、东解体而后来普京复辟之世界文化参照系统予以分析——甚至,可以把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之文化参照系统,一并纳入世界-中国文化、政治光谱予以注意。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文化传统主义和解构主义互相作用之比对。这是一个偌大的比较文化和比较政治之课题。其中奥义,殊难在这一篇小文中全盘澄清。只是点到为止。请各方家予以补充。首先,五四运动对于国人而言,本身就是民国体制里面的一种文化结构与文化解构现象。国人体制上的突破与破坏,造成五四运动失去了它应该具备的促成民国转向现代化正常进程,导致五四直接酝酿毛主义和革命造反,于是,现代主义革命本身,变成了“德谟克拉贼”运动和战争。次之,49年中国在世界民主潮流中沆瀣美国和欧洲倒退之绥靖主义势力,变成一种类似两边讨好的准司徒雷登主义,反促中国文化进程以消灭大学(燕京大学等等),消灭宗教,消灭文化-政治,作为反对专制威权主义体制,导致极权主义体制,继而消灭独立知识体制之毛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极端方式,就是66年造就的文革。文革一言蔽之曰,就是以毛主义本身打击毛自己的体制,造成世界历史上的极端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加运动-镇压),从而让毛本身在操纵国家体制和外交政治方面都四处碰壁,而导致毛回到周恩来体制主义框架里,且由此造成世界未来所谓G-2结构,以代替二战结束后的苏、美g-2结构。

   在另一方面,毛主义文革失败,邓主义后文革上台,且沆瀣美、欧坏资本主义,施行中国资本主义,这就让四五运动不单可以反毛,而且可以拥邓。至此一切以后的变化,都是邓改革开放做法的延续。这个改革运动的文化背景,就是没有普世价值的无文化背景。这个无文化背景之状况,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他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模糊化,他的邓主义观念,就是无观念机会主义。这样,造成所谓毛主义正统威权状态之国人文化特制开始瓦解。这个瓦解,是从文革后期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开始跃过文革和毛,阅读,思索,试探文化造就和再造就过程的开始。这个进程,以79年前后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作为阶段划分。自此,一种所谓独立的文学和诗歌运动,以北岛等人作为新型符号,作用于中国文坛(——而政治文化探索者魏京生的五个现代化,造就了那个时期中国自胡适之之自由主义运动以来,更加明确的政治文化口号之指向。)这样,在那个时期,政治文化和文学诗歌,作为两个反抗运动登上中国文化政治舞台,并由此发生十年后继续这个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之六四运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毛主义体制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突破,造成了最后一轮中国体制内外的政治出路之探索。这个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学,也就自此出现,并且一直以来在试水中国出路问题,是不是可以籍此予以解决和获得新生。

   可是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的错误理解,乃至朦胧诗歌运动的那些作者之政治不成熟和政治不思考状态,让六四以后短暂发生的中国革命,很快就失去了类似苏俄阿赫玛托娃一类伟大集中营关怀者和诅咒者。中国朦胧一堆人(一部分人),以跑到外国求生机后招安而回,作其结束。这场后来发展成为只是面对根本听不懂国语之外国人作为主轴的戏做,以所谓“下体写作”和“撒娇(派)”出丑滑稽收场。而老魏主义的政治探索也并未发现有着任何后继思索的脉络,而几乎全盘被邓主义、“威权主义”错说蒙蔽之——不要说,中国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施行威权主义的政治条件和政治生态。毛主义极权主义中国前景,不是专制主义,而是极端、全能和希特勒私有制形式(——它们只是废弃了对于资本的废弃)。于是,文学幼稚和政治误导形成的六四前状态,在所谓改革导致革命的虚假命题下,果然发生了过渡时期的运动形式,且蒙上了面目不清的多种政治色彩:这些色彩有,邓主义,胡、赵主义,威权主义,民主主义,甚至还有毛主义……这是第一轮、也是最后一轮呈现五四,四五国人革命和改革不成熟状态的坦白和坦诚运动。那些街头志士和伟大牺牲并无充足的文化准备和政治积累,就像一手朦胧诗歌那样,他们自己要想不再下跪,但是他们的骨骼和意旨却在最大限度上并未给力而处于分离状态。于是,他们只好在血腥和泪眼中徒然看到道德墓地和政治坟场迅速将其包围。

   二

   在整个六四运动过程中,人们并未发现上述必备文化背景和亟须政治条件。于是我们把眼光还是回复五四和四五运动以来国人文化缺省的那些六四运动并不具备的政治成熟条件和文化(传统-现代)结构状态。作为政治缺省的那些条件和上述日本革新时期的条件比对,我们发现,国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国人和国家自治形式的复苏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形成法国革命以来正面革命和对于形成美国帝国以来之正面帝国所亟须的那种政治条件而言,国人没有做好准备。换言之,中国毛主义极权主义运动方式和运动本性,莫不储备于五四,四五和六四运动中而并未彻底解构。彻底解构极权主义运动之良方,就是变极权运动“一个领袖——一群人民”之广场运动之解构:这个解构方式,虽仍旧可以运动于广场(——就像民主起源于希腊广场运动和辩论一样),但是,在广场运动本身里面,群众的阶级划分,阶级权限和(正面)阶级斗争,仍旧是分化和归组群众的最好共和方式——这也就是说,只有击破了反对运动群众一体化的极权主义特征,真正的群众,阶级,社群和党派代表制度和后来的代议制民主,才能产生;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和主义作用于基本和基层,一切毛主义-反毛主义划一群众的百万反抗者队伍,就会面临一击破产的危险——而实际上,六四结局正是如此遭际而不得幸免。

   于是,人们的提问自然是这样,在选择一体化群众(——学生——市民)运动的端口,人们如何自制自治主义的非极权主义群众结构而让极权主义本身解构与之?这是一道难题。就好像现在很多国外前专制主义政权瓦解那样,人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个泰山,就是,无论是埃及人,突尼斯人,还是缅甸人,他们看似表面的一体化群众运动甚至街头运动,都是以其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甚至宗教结构)作为反抗运动之基石,之寄托。没有这样的基石,一切伟大的沙滩风暴就是风暴沙滩,一袭之下,就会淹没无形。所以,人们分析无论是日本维新,还是中国革命,都还在专注一个被人们忽略的问题:日本幕府,家族-国家,王政之间的独立与统一问题,形成日本西化和“化西”(见大隈重信言)之关键还是民主和自治,自由和自治——而孙文和蒋介石,蒋介石和毛,却在这些问题上模糊止步,畏葸不前:孙文反对自治的一统,虽然并未造成蒋的极权,而是造成他的专制(——就是自由的少一些问题……),但是,毛却从主张湖南独立和力挺封建,急转直下,变成主张秦皇汉武之郡县制度——而这个郡县制度之极权主义性质,迥然区隔于日本之废藩置县。这不是赘云与六四无关之话题。因为,日本革命之无(亦见大隈言),和中国革命之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天壤之别。一个是,社会和阶级依然存在之专制-民主社会;一个是,消灭阶级,社会,文化,政治之极权主义社会(——社会之无)。所以,六四当口之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人们试目以清;这个社会,其实,还是一个极权主义,没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文化和没有党派(——领袖——只有CCP领袖)之社会,其基本上的社会存在等于0。

   三

   这里,不妨引用刚刚见刊的捷克异议分子领袖哈维尔关于建立反对党之论述(《民主中国》)网站,以说明虽然前此哈维尔关于建设东欧价值论和施行其所谓无政治之政治之观点,似乎于此有些相悖,但是舍此政治普世价值和普世路径,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转型或者革命的课题——虽然,哈维尔的反对党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两党建制或者多党建制,就像欧美历史甚至希腊-波斯;雅典-斯巴达之历史一样,专制和民主(那是绝对没有极权主义),是基佐之所谓互通血缘关系之间性,之间道,之间型……甚至是其历史其战争中彼此互相协调和转换的政治形式——哈维尔反对党的实践被苏联解体而中断。于是人们误以为他的“纯粹”街头运动和宪章运动可以代替普世反对党政治路径而施行苏联式转行;而苏联式转行又恰好因其没有建立强大深厚和威武的反对党而让没有反对党的俄罗斯政权转变成为普京政权党一党独大的专制一党制。这个教训是那些只看见苏联转型而看不到俄罗斯复辟之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其中六四教训就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这样伟大人物身上而忽略东、西方历史上,强大的类似雅典民主和斯巴达专制之间的巧合和变型,那么,苏联的今天,就是苏联的过去;哪怕戈氏似乎一朝启动了那个没有政治路径只有精神反对层面的苏联政治。

   以下是哈维尔说过的话:

   “‘现在,那篇文章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想法应该由一个决心建立的人来提出,而我却不是这个人。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我仍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作家──‘时代的见证人’。换句话说,我丝毫没有成为政治家的野心,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不想成为一个担当起建构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

   他说:“只要有人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存在是合宜的,那么,存在第二个政党而能与其在权力斗争中作为一个有尊严和自主性的对手、从而保证该政党权力不受无谓限制的这一要求,便也是合宜的。……我并不打算为尚不存在的政党创造出某种‘正面’的计划,并将这种想法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虽然作为一个作家,从而对一个在虚构和奇幻领域着墨的作家而言,我感到相当有意思。

   “……捷克斯洛伐克强而独特的民主和人道传统近日经常被提起。但没被人提及的是,许多人奉行民主和人道价值,却可能因舆论的原因,或共产党目前在民主和人道上的表现依旧不足,而未(在共产党内)投入政治生活。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为新的政党揭示了可能的智慧与精神上的架构:即可从如此的民主和人道传统中,勾勒出一个民主政党的轮廓。当然这并不表示这个政党会妄自将自己称做是唯一合法的民主代表,就如同共产党不该将自己妄称是唯一正统的社会主义力量。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范畴适用于社会所有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所有人的事。”(哈维尔《论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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