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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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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听闻曼德拉去世想到的三点


[正在西班牙旅行途中,听闻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坚持不懈地追求人权、自由与平等的时代,一个和平民主转型、双赢的时代。西班牙离非洲只隔着一个直布罗陀海峡,这两个国家追寻自由与民主的和平转型又都牵扯着中国人的心。特写此文悼念曼德拉——愿曼德拉的精神连接非洲与欧洲,也连接中国、亚洲与世界!]

   
   
   
   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三年内战,满目疮痍。内战后执政的军事独裁者佛朗哥在位近四十年,像那个时代所有的独裁者一样紧抓权力、侵犯人权、压制言论自由,弄得西班牙人道路以目……但他却一直寻求一个“开放”的、融入欧洲与世界的西班牙,没有像一些独裁者一样从“根”——宗教、文化传统上彻底阉割国家。当他大权在握后,他兑现了恢复王位的承诺,并推行让西班牙经济高速发展的政策。七十年代,他开始在政治上逐渐放松。


   
   
   
   不过全世界都知道,西班牙的和平转型最重要的前提必须是:佛朗哥的死亡。1975年11月20日死,佛朗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世界松了一口气,西班牙才开始喘气。对西班牙转型的研究,对佛朗哥的评价已经有很多了,但这些天行走在曾经被内战与暴政的鲜血染红的西班牙大地上,加上今天伟人曼德拉的离去,引发我对西班牙和平转型的三点思考。
   
   
   
   首先,西班牙转型属于体制内最高领导人主导的比较成功的例子。当然,“成功”的是结果,过程却一点也不轻松,搁在任何生活在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人身上,“成功”两字都是相当酸楚的。佛朗哥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杀戮、镇压与打压,一点也不比东方那些我们熟悉的国家逊色。即便佛朗哥去世后的改革与转型,也充满了冲突与波折。保守派与改革派,强势的军队与巴斯克独立运动、“埃塔”恐怖组织,还有共产党中的极端份子……
   
   
   
   从1896年算起,西班牙的转型经历了百年才最终完成,隔海相望或站在人类能够达到的最终点回望的人,往往只看到“成功”的结果而没有像西班牙人一样亲身经历种种磨难与挫折,他们往往过份夸大自己国家转型中的苦难,却轻描淡写西班牙转型中令人无法忍受的阵痛与死亡。这是我们在观察西班牙改革与转型时首先必须记住的第一点。
   
   
   
   其次,西班牙转型再次证实了一个看法,就是从专制到威权再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代价最小的模式是上下、内外互动。民众的觉醒是关键。一群奴隶,即便拥有了自己的华盛顿,也只会跪下对他顶礼膜拜。同时,西班牙的转型更多地揭示出,即便在民众素质比较高的西班牙,体制内的官僚尤其是最高领导人能够顺应历史大趋势、从善如流,才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上下、内外互动说说容易,做起来实在是难于上青天。天时地利还得人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碰上这样的机会,更不是每个民族都能抓住这样的机遇。遇到一些顽固不化的独裁者,别说上下、内外互动,哪怕你稍微动一根指头,甚至还没有动,他们都会草木皆兵,会抓捕、逮捕、迫害你,毁掉一切可以坐下来谈一谈的机会。
   
   
   
   对于这种独裁者,最终可能只有靠借助外力打倒独裁者(如萨达姆)一途,或积怨到全面暴发的“阿拉伯之春”模式——“暴民”起来摧毁暴政,不幸的是,大多这类经过激烈转型的国家,政治、经济甚至社会框架都被打碎,却又久久无法恢复,国家与民族陷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混乱。
   
   
   
   但是,这种情况不都是当权者或者“暴政”造成的,体制外的反对派有时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我们得承认,极端的行动者与激进的思想鼓吹者固然对促进不思进取的执政者采取改革措施有无法取代的作用,但他们沦落到为了反对而反对、把反对当成了唯一目的,或者反对就是为了夺取权力而不是当初所盼望的建立民权为大的制度时,在转型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会把自己推向民众的反面,把变革“弄砸”,令人扼腕叹息。
   
   
   
   南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主张暴力对付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政权的黑人不在少数,但曼德拉一直坚持非暴力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西班牙的转型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好的例子。佛朗哥去世后,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派同体制外理性的民主制度建设者包括共产党开始频繁互动,最后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妥协与默契。这个时候,体制内温和改革派对体制内的极端保守份子,以及那些利用体制弊端作恶多端的当权者,不管是官至最高层的军头还是常委,都想办法移去或清除掉,从而赢得民心与体制外群众对改革的支持。
   
   
   
   当然,当局也对体制外异议分子中的极端派继续实施严厉的打压,这固然令人发指,但以西班牙情况为例,如果当时任由在野党派团体(包括共产党)中的极端份子主导变革,恐怕和平转型就不可能发生,极右和极左一样,都会给西班牙带来灾难,严重一点说,1936年的血腥内战极有可能重演。
   
   
   
   话说到此,不能不对西班牙共产党竖起大拇指。长期被佛朗哥宣布为非法组织并遭到残酷打压的共产党在佛朗哥死后,虽然有少数极端份子主张暴力,但共产党在总书记卡利约的领导下,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苟利国家生死以”,不以一党一人之利为重,最终赢得了群众的理解与应有的历史地位,为西班牙转型做出了贡献。
   
   
   
   所以在同西班牙朋友开玩笑时,我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西班牙我不那么感到别扭。西班牙共产党恐怕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一些连他们都不知道的“筹码”:1989年事件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开始制裁中国,停止贷款(当时贷款对中国非常之重要)——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当局评估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虽会继续改革,但显然已经陷入孤单,改革者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制裁。于是西班牙不但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贷款,还很快促成了国王访华。西班牙政府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受到他们对“西班牙共产党”印象的影响?
   
   
   
   第三点我想强调的是“遗忘”。我们有太多关于“遗忘”的政治正确的格言,例如“遗忘就等于背叛”,还有“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忘记(forgive but not forget)……”然而,西班牙转型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正好就是“遗忘”:佛朗哥死后一年之内,他的继任者就“改弦易辙”,又是宣布要选举又是积极同体制外的异议分子与党派团体沟通,1977年6月15日,正式选举标志着和平转型的成功。
   
   
   
   如果说这个遗忘值得表扬,那么下面的遗忘就可能让人反感:佛朗哥体制不用清算就算了,怎么进行改革的还是他指定的原班人马?而且选来选去,还是他们执政?杀人不用偿命?压迫不应受到报应吗?佛朗哥死前两年改革已经逐步启动,但在改革派加紧改革的同时,体制内的保守派却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加紧逮捕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例如仅仅1974这一年里,军警就逮捕了500多位政治犯——这个数字相对于六千万人口的西班牙,恐怕今天的东方大国都望尘莫及吧?这个,难道也被“遗忘”,不用给一个说法?
   
   
   
   说实话,别说你想不明白,就是我,也想不通啊。无论是从政治学、历史学,还是从感情上、逻辑上,西班牙转型中的这种“遗忘”都令人费解,一些学者实在想不通,竟然说这是因为西班牙人天生乐观的性格。简直是胡扯!西班牙的历史比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乐观”,充满记恨、复仇与暴力。
   
   
   
   我想,还是引用西班牙历史学家雷蒙德.卡尔的一段话吧,他说:“自从锻造民主以来,西班牙社会迅速的变革并不是毫无痛苦的。西班牙人不论是感谢或是不情愿,都学会了忘记过去,因为历史健忘症是民主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超过了我们普通人的认知,也让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然而,看看今天和谐的西班牙,你不得不承认,转型改革需要和解,需要凝聚共识,为了永远记住,也许不得不先忘记?西班牙做到了,曼德拉执政的南非也做到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智慧。这种大智慧在西班牙人身上有,在曼德拉身上也有。在中国人身上,什么时候才会有?
   
   
   
   曼德拉永垂不朽!愿他的精神伴我们走上一条改革发展、和平转型的路。
   
   
   
   杨恒均 2013.12.5 马德里 “西班牙日记”之三
(2014/04/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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