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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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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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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头谈改革与《决定》

[杨恒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来后,多位朋友、编辑与网友希望我点评、解读一下,由于人在旅途,只是匆匆说了几句。后来后又详细阅读了一遍,决定还是写一两篇博文“解读”一下。今天,网友摘选了过去两年里谈改革的文章片段,我先贴出来,作为一种事先的解读吧,滥竽充数,算是解读之一。如果需要看全文,可以点击各段后面的文章标题,进入链接,所谓温故而知新]
   
   
   
   当今中国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改革到了深水区,或者如《人民日报》所说,容易改革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遇到了阻力,阻力之大,让越来越多的人气馁,从而想起了早就被世人遗忘的革命。但改革的最大困难在哪里?我认为是没有共识,而最重要的共识就应该是找到一个双赢模式。改革的反对者与改革者都受到零和思维的支配,气氛越来越紧张,弄得改革和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我认为改革者要避免一些零和思维的陷阱,改革不是大多数人没法生活了(那时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改革是增量的博弈,最终结果是既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又不让弱势群体拉下。当今改革尤其是实现公正公平的做法不是分蛋糕与财富,而是分权力。
   
   
   
   对于过去三十年改革中既得利益者中的“既得利益者”,我想说的是,本来最希望改革与和平转型的是你们,可你们恰恰糊里糊涂。睁眼看一下吧,从地球上的奇迹高铁的“总设计师”铁道部长,到全国带枪的打黑英雄,再到人民军队的总后勤部副部长,还有多位曾经富甲天下的风云富豪与精英,这才几个月啊?即便你的“关系学”、“厚黑学”与“潜规则”学到了家,能够幸免不落马,不被民众口水淹死,你活得累不累呢?你愿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这样生活?你能保证他们逃脱最终的审判?当然你可以移民,把后代送到国外,这好像成为有“远见”的既得利益者的最佳选择。
   
   
   
   其实,你们的眼睛不用看到大洋对岸,那太短视了,你们可看得再远一点,就能看清其实地上有一条路——一条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力保和平转型的路。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嘛。习主席说的。
   
   
   
   摘选自《改革应是双赢,不玩零和游戏》2012.2.24
   
   
   
   
   
   当群众自发地在广场上拉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时,邓小平也达到了他在人民心目中的最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民众会发自内心地感激“统治者”,更鲜有人会把这种平和、亲切与“小家子气”的标语用在一位大权独揽的执政者身上。
   
   
   
   那些伟大、光荣、正确的词儿,天生就是用来形容毛泽东这种“开国皇帝”的。毛可能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思想家与哲学爱好者,但他绝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与统治者。他一生中都在把自己建立的国家与曾经如此热爱他的人民当小白鼠一样做实验,试验他脑袋中那些逆历史潮流、不切实际的哲学思想与害死了不少人的主义。
   
   
   
   与毛相比,小平是“问题型”的领导人: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他执政多,也没有提出有什么创意的理论和思想,对毛泽东沉湎其中的哲学更是敬而远之。他一生中除了应对权力游戏之外,都是在一个又一个地解决“问题”。当他的继任者推出了“邓小平理论”时,人们好像只记得“白猫黑猫”与“摸石头过河”这样一些浅显的常识。而正是这些常识,让中国人富裕起来。
   
   
   
   一些年轻人说,毛泽东创立了这个国家,没有他不成,但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也迟早会走上富强的。我对他门说,错了。没有毛泽东,中国大陆人很可能早就同台湾人一起进入小康了;可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很可能仍在毛泽东的世界里饥寒交迫却斗得你死我活。
   
   
   
   摘选自《十张照片解读邓小平》 2012.2.25
   
   
   
   在拜登对中国人权提出严厉批评后,习近平副主席强调:“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有中国评论员解读习副主席的话是暗讽美国的人权也“没有最好”,这当然是根据以前领导人说类似话来推测的。但我认为习的这句话不能这样理解,尤其是这句话的中国官方翻译是:“Of course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
   
   
   
   再翻译成中文则变成:总有进一步改善人权的空间存在。有凤凰卫视的评论员认为翻译得不好,我则说,虽然以前我发现外交部的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次翻译是精准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样的中式句子,翻译成英文会让美国佬感觉不到你到底想说什么,也就等于没说。现在的英文翻译则是明确表示,中国的人权还有改进的空间。但如果习直接说这样一句中文而不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委婉表达,在国内听来可能就有些突兀,有些人接受不了。
   
   
   
    习近平在后来回答议员麦凯恩就西藏人权问题质疑时,说出了更直接的话。据麦凯恩转述,面对他就人权问题的质疑,习近平很幽默地说:“麦凯恩,你的直白在中国是出了名的。”随即习近平回答说:“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也知道,美国在过去也有很多问题。”麦凯恩说习近平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人权问题,但他对此次会晤的评价是“坦率而谦逊”。这次会谈是闭门的。
   
   
   
    其实,麦凯恩不太理解中国官场文化,习近平不但回答了他,而且这个回答在我看来还相当精彩。当习副主席指出“美国在过去也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也就肯定了美国现在的进步;而当他说“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则表达了两个意思:他不但承认了我们的不足(我们可能还停留在美国的过去),而且还有了目标(也许就是发达国家的现在)。世界各国对人权的标准基本上都没有异议,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相差很大。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差距,而在于如何认识这种差距。
   
   
   
    虽然习近平也讲到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但在我的记忆中,这可能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在回应美国人权质问时没有提到人权的“标准”问题。以前我们国家领导人常会说,中美两国对人权的认识与判断标准有所不同。那意思很明白了,你美国认为好的,我们认为不好。我们的那才叫好,只是你美国人没有那个几千年文化底蕴来欣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美国搞了一份《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我们也马上针锋相对地搞了份《美国人权状况白皮书》。
   
   
   
    也同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有那么一些人开始借机抵制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你说他人权不好,他偏要说他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就在不久前,北京的某些人与机构还在公然睁眼说瞎话,一会说中国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会又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的好,过一会又说现在的人权是最好的——一说到人权,他们开口就是“最好的”。这些人真该学习一下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权总有改进的空间。
   
   
   
    按照中国的发展状况与人均收入,中国的人权比不上比自己富裕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我们的香港与台湾地区),这不是什么耻辱。但如果你为了自己的面子与手中的特权,就公然置罔顾事实于不顾,悍然蔑视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并独自搞一套唯我独尊的人权“标准”,那才叫可耻。一些人总是把老百姓都当成阿斗。
   
   
   
    好了,今天的解读到此结束,否则,就解读过头,属于自说自话了,不过,这些解读毕竟是一家之言,大家姑妄听之,如果发现有些内容与事实不符,也与你的观察与想像不同,你就当我把自己对未来北京执政团队的希望也融进了解读之中吧。
   
   
   
   摘选自《杨恒均解读习近平访美三句话》2012.2.16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想要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国家,必须拥有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历史潮流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价值理念往往比武器和财富更具活力,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牵引这个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改革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如何走?下一站在哪里?有说要继续经济体制改革,有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有识之士还提出了各种更加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有益的,值得肯定。但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今无法回避的当务之急,就是发展文化,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重建核心价值观,说比做容易。虽然所有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短短的几行字,可如何提出这几行字,却考验着我们。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是某个利益集团能够确立起来的,更不能根据某一个领导人或者领导集体随心所欲地拍脑袋想出来。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执政者、精英与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持久,才能转化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坚持违反人类的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不管你一时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迟早还会贻害人类,最终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二战时的法西斯德国不可谓不强大,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更是占据了半个地球,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其实是败在自己拥抱的价值理念上,那些理念让他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摘选自《路边谈话:重建价值观,追寻中国梦》2012.4.23
   
   
   
   
   
   曾经有英美同前苏联的语言专家对前苏联的官方话语体系进行过研究,他们发现,由于僵化的思想体系与体制,长期以来,官方话语也变得僵化。由于只有这类僵化的假、大、空式语言与表达被允许在体制内使用,在党内会议与官方媒体上不断重复,结果久而久之,这些官话与空话不但脱离了民众与社会,而且也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反过来限制了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甚至当原苏联官员同外部世界接触时,突然发现因为自己的语言与说话方式而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当时就有专家断言,一个执政党与体制使用的话语体系如果僵化了,那么,这个执政党也将失去活力,失去与时俱进的能力,最终也会导致体制出现大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官场已经大大改进了“说话”,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的僵化,与僵化的思想,长期束缚着各级官员。官员们不会说话,并非他们没有学问,也不是缺乏演讲才能,是否会说“人话”,不说大话空话与假话,关乎一种思想境界、一种工作作风,折射的是执政理念与价值观念。刚刚上任的新一届领导人给外界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他们“说话”方式与内容的改变,以及他们在这方面对各级官员们发出的明确信息。
   
   
   
   中国要改变,要变革,最先要做的就是不说空话、大话与假话,提倡说人话,说实话,说真话。这一届领导人上来后,几乎不约而同地从简洁、平实的“说话”入手,以身作则,要求各级官员摈弃官话、套话、大话、空话与假话,言为心声,本人希望,新一届领导人说话方式的改变,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要仅仅止于“说话”,而要进一步在思想领域,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带来实际的变革。
   
   
   
   当然,我也期盼,领导人改变工作作风,学会“说话”的同时,还要允许老百姓“说话”,允许老百姓对那些说官话、空话与假话的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不会失望,国家也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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